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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

《22年後之告白 –我是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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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迴路轉的故事情節 曉龍

電影已出現了超過一百年,偵探片的數量亦多不勝數,要在同類型電影中作出突破,殊不容易,亦不簡單。如果 《22年後之告白 –我是殺人犯》的創作人仍舊圍繞著「誰是真兇?」 這問題兜兜轉轉,觀眾一定認為此片老調重彈,但今趟創作人筆鋒一轉,一開始已告訴觀眾曾根崎雅人(藤原龍也飾)是22年前的連環殺人案的真兇,即使起訴期限早已屆滿,真兇不可能被拘捕,但他高調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地出版殺人實錄,難免令觀眾產生質疑,他真的是為了「謝罪」這麼簡單?既然他已不會再被拘捕,為何他會「趾高氣揚」地公開自己的「真正身分」?他這樣做,究竟有何真正的動機?究竟他是否真正的兇手?這些問題在影片中後段內獲得逐一的解答。全片故事情節峰迴路轉,當觀眾以為真相大白時,殊不知我們都已經被騙,因為真相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以為一切皆理所當然時,卻想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情節中的扭橋再扭橋,使我們在「直路」與「彎路」之間左穿右插,到達「終點」時,我們得知真相的一剎那,便會高呼:「原來如此!」。

此外,不少人認為日本社會有卡通童真的一面,亦有變態恐怖的另一面,簡單與複雜「彼此交纏」,而《22年後》則著意刻劃社會內成人世界中難以想像的驚慄和惶恐。當電視節目主持訪問自稱為殺人犯的曾根崎雅人的內容公諸於世後,普羅大眾除了驚恐以外,便是埋怨和憤怒,這證明日本人仍有基本的道德意識,對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予以強力譴責,是他們不必協調的應有共識。故片中的曾根崎雅人召開的記招結束後,輿論譁然,文化界出版界抨擊那本殺人實錄,傳播界法律界抨擊電視台的行徑及其與真兇得以「逃之夭夭」的相關法律條文,這源於社會上不同界別都會從教育和道德的角度出發,擔心殺人實錄會教壞年青一代,使他們隨意以殺人洩憤,用暴力解決問題;電視台播映殺人犯與主持對談的節目,使殺人犯深受年輕一代崇拜,甚至視他為自己的偶像,這使他們的價值觀被歪曲,後果不堪設想。這證明《22年後》的創作人不滿足於拍攝一齣純偵探片,他們還想藉著此片探討日本的教育、傳媒以至整個社會的問題。當我們看見片中群眾對殺人犯趨之若鶩時,不能不說:「日本社會真的生病了!」。故他們藉著此片讓當地觀眾了解日本的社會問題,亦可令身為外來觀眾的筆者對當地的社會現狀與人文素養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因此,此片絕對能成為日本文化中具象徵性的代表。

另一方面,《22年後》的創作人特意安排全片中後段內部分日本人受曾根崎雅人的乖張行為影響,繼而主動地自稱為殺人犯的「變態」行為,這證明他們的自我形象欠佳,自尊心低落,渴望藉著言語突出自己,使自己成為其他人心底裡的「英雄」,獲得他人的崇拜和「景仰」,自信心大增,自我形象得以改善,自己在一剎那間已成為公眾人物,享受前所未有的榮譽感,虛榮心獲得滿足之餘,亦可一嘗「名成利就」的滋味。即使他們自知這種行徑已觸犯法例,依舊我行我素,這源於上述的榮譽感和虛榮心已蓋過了犯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那種難以言喻的滿足感已遮掩了違法行為所帶來的身心靈傷害。人類不是理性的動物,從《22年後》的內容分析,此說法確非言過其實,更非誇張失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