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線》

這是一部印度製作的喜劇影片，但內容可是大多數家長笑不出的「教育」問題。

正如影片的宣傳台詞：「孩子的未來，怪獸家長的戰場。」 一對中產夫婦出盡了一切法寶，搬遷至富人區又搬去平民窟，就是為了孩子能入讀名校。

「贏在起跑線」原來是個亞洲的通病，一種大多數父母患的焦慮症。但其實不論是有錢的、沒錢的家長，還是印度的、香港的、或者內地的家長都在為同一種狀況焦慮。其實亞洲大學的入讀率並不低，內地大學錄取率是百分之四十，香港是百分之三十左右，印度是百分之二十多。德國大學的入讀率和印度基本相當也只有百分之二十多些，大多數中學生接受的是職業教育。我們的大學入讀率甚至已經超過很多西方國家，但在西方國家卻沒有這樣的迷思。這匪夷所思的根源是什麽呢？

雖然講這個題材的影片不少，但講到點上的還是很少，「贏在起跑線」的根源還是階級問題。最典型的是：一句英語成了區別富人還是窮人的鑒定關鍵。這大概對香港人來說實在是太真實了。想晉升上一個階層的途徑，不僅僅是錢，更是社交圈和教育。而教育是獲得進入社交圈的入門劵。至於 「公平」與否其實只是個說辭而已。

順便說一下，《起跑線》的宣傳劇照很好。富態打扮的夫婦一臉的笑容，但小孩子繃著臉；另一面是做窮人打扮的夫婦一臉憂愁，但小孩子卻樂開了花。

嘯朗

影片獲得【印度電影觀眾獎】最佳電影

影片在中國內地票房超過2億

童心的可貴 曉龍

常說人出來社會工作後便會被世俗的價值觀感染，追求名與利，決心向上爬，童心早已泯滅，遑論會懷緬童年時代的一點一滴。《維尼與我》內羅賓(伊雲麥葵格飾)在童年時與小熊維尼、豬仔、跳跳虎及咿喲等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但走進大城市後變得世俗化，以事業發展為人生唯一的目標，即使有妻有女，仍然整天埋頭苦幹，只惦掛工作，到了周末妻女到羅賓的舊居度假時，他寧願一個人躲在大城市內的新居獨自工作，都不願意陪伴她們享受周末的閒暇時光。他工作狂的個性，可能是不少居於大城市而事業心較重的人的典型寫照；試想想：我們為了發展自己的事業，多久沒有獲得足夠的休息？為了在職場內力爭上游，多久沒有陪伴自己的家人？《維》以大都市內成年男性的心態和行為貫穿整個故事，不從兒童的目光觀察身邊的一事一物，這證明創作人不旨在拍攝一部兒童電影，其野心在於能透過此片反映大都市內常見的家庭和社會問題，讓觀眾反思自己應如何做好生活中時間的分配，在事業和家庭兩方面作出適當的平衡。

《維》內妻子曾在羅賓面前問他：「你曾否發覺自己多久沒有笑過？」她期望他活得輕鬆自在，但他偏偏過度擔憂自己在事業發展過程中的得與失，可能當時碰巧是動盪的後二戰時期，經濟蕭條，他的公司做旅行箱生意，這只在和平繁盛時期廣大群眾需要出外度假才會購買這些旅行箱，在百廢待興之際，很少人願意購買這些旅行箱，這實在不足為奇。由於是時勢關係，不論他花多少精力和時間，如何用盡「九牛二虎之力」，都難以把整間公司「起死回生」，故他最需要的，其實不是耗之不盡的「時空」，而是久違了的童心，可讓他在瀕臨絕境之際，「不落窠臼」(Thinking out of the box)地進行具創意的思考，讓普羅大眾可以把黑暗時代的陰霾一掃而空，以度假的方式忘憂解憂，這使群眾對旅行箱的需求上升，公司的生意額增加，自然能「起死回生」。片中小熊維尼、豬仔、跳跳虎及咿喲等在大城市內出現，可喚起他的童心，讓他「返回」小時候最愛的百畝森林內，重新憶起童年時代的一點一滴，亦透過這些回憶，嘗試抽離成年人的視角，進入兒童的思考國度，可能對這棘手的現實問題，會有另一解決困難的簡易方法。正如片末不斷重複的歌詞「無所事事，好事自然會來！」懂得放下，重新出發，原有的問題自然會迎刃而解。

有時候，我們成年人總把問題想得太複雜，如懂得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一切事情都會變得容易輕省。這就像片中羅賓在火車車廂內深思自己應如何替公司節流時，感到異常煩惱，如果大幅度「開刀」裁員，會取得老闆的歡心，保住自己的職位，但卻使下屬生計不保，他於心不忍；相反，如果維持現狀不變，老闆會為了龐大的開支而煩惱，自己可能被怪責，下屬勉強能繼續維持生活，自己卻飯碗不保。其實他作出百般籌算，可能想得太多，因為公司最大的問題是生意欠佳，只需提升生意額，根本無需裁員，其他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此，他改變自己，從童心看世界，只需喚起普羅大眾的童心，讓他們憶起童年時四處度假，到沙灘遊玩時帶來的歡樂，自然會增加群眾對旅行箱的需求，公司的生意額必定節節上升，大可取消原定的裁員計劃。不過，真實世界可能不止這樣簡單，但如能保留童心，最低限度能讓我們有機會從另一角度看問題，看社會，看世界。

中年男人的悲哀？ 曉龍

人到中年，高不成低不就，的確會為這群男士帶來煩惱；年青時代的幹勁在時代洪流的衝擊下已蕩然無存，中年男人對未來充滿疑惑，在希望繼續向前衝的同一時間內，想起日漸「衰殘」的軀體，不禁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使個人事業更上一層樓？自己能否像年輕人一樣，具有豐富的創意和不朽的魄力？事實上，隨著醫學的進步，香港男性的平均年齡已超過八十歲，當他們活至四十歲時，很大可能只度過了人生一半的「旅程」，倘若身體健康，應能在餘下的數十年內繼續發揮自己的所長，並在社會內繼續發光發熱，到了四十歲已輕言放棄，實在「言之尚早」。《逆流大叔》內阿龍(吳鎮宇飾)、淑儀(潘燦良飾)、泰哥(黃德斌飾)分別面對愛情、事業和家庭等各方面的難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實在談何容易！編導運用寫實性的筆觸描述這群中年男人如何在低谷內「反彈」，雖然有悲痛哭泣怒罵的時刻，但仍然有努力發奮而永不放棄的精神，這就像龍舟競賽一樣，不論遇上任何困難，都必須勇往直前，沒有後退的空間，遑論會有放棄的機會。片中的龍舟其實象徵著各位大叔的人生，不論身邊出現任何「狂風巨浪」，路仍然要走下去，人生依舊要繼續向前。

近年來，不少香港人都被視為自我中心的一群，所謂「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香港人自私自利，只顧自己的事的心態已「世界馳名」，數十年前獅子山下式的同舟共濟精神似乎已一去不返。今趟《逆》以龍舟展現香港人久違了的團結精神，即使一起扒龍舟的團隊成員互不相識，甚至不知道對方的名字，仍然要通力合作，跟隨鼓聲的節奏，不斷向前扒，以到達終點為最後的目標。這種守望相助的傳統香港人精神可在龍舟運動中體現出來，編導以扒龍舟為全片故事情節的主線，應看中了這種運動的特殊性，縱使其他運動同樣講求團隊合作，這種運動的特別之處在於其無需像籃球足球排球比賽中隊員之間進行緊密的合作和「技術性」的分工，團隊成員在扒龍舟時只需有基本的默契，往同一方向跟隨同一節奏向前扒，便可順利完成比賽，其「技術性」的要求明顯比不上其他體育項目，故這種運動隨時歡迎平平無奇的「普通人」參與。因此，扒龍舟正好用來象徵「普通人」平凡的人生旅程，沒有「珠光寶氣」，沒有「錦衣華服」，只有同舟共濟、勇往直前的團隊精神；扒龍舟的「平民化」特質正好與片中三位大叔較平凡的「土味」一脈相承。

由此可見，《逆》是否只表達了中年男人悲哀的一面？實際上，所謂「前面是絕路，希望在轉角」，阿龍、淑儀和泰哥三人都分別在全片中後段內找到「出路」，他們的悲哀只停留在想不通想不開的「一剎那」內，當他們了解自己發奮向上後雖不能稱得上事業有成，但最低限度能對得住自己時，自然自覺今生無悔，畢竟自己的人生由自己擁有，當威廉(胡子彤飾)被龍舟團隊內中年男性的遭遇和命運「啟發」後，終察覺自己不可再浪費時間，應趁著年青有為之時追尋自己的理想。故片中的中年男人的人生不算悲哀，最少能給予年輕隊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的珍貴啟示，叮囑他必須在年青時盡情發揮所長；否則，便會「反水不收，後悔不及」。

特工的「夢魘」 曉龍

《職業特工隊》系列到了第六集，如觀眾要求全片再為他們帶來驚天動地的創意性劇情和視覺刺激，對創作團隊來說，實在有些困難，畢竟背叛的主題，「上天下海」的動作場面，千鈞一髮的驚險鏡頭，在此系列內已屢見不鮮，那些大玩視覺效果和高科技的畫面，無論如何創新重構，都一定會有其與之前當中任何一集的重複之處，故第六集最多只能成為此系列的另一變奏。幸好《叛逆之謎》的創作團隊懂得在全片主題上「左兜右轉」，使忠心與背叛在片中獲得嶄新的詮釋，讓信任再一次成為全片的劇情重點。當身為觀眾的我們以為眼前所見的眾多角色都是忠心耿耿的美國特工，殊不知部分竟是間諜，暗中與美國政府對抗，早已走進極端恐怖主義者的「巢穴」，認為推倒面前的一切後，才可重新建立一個和平的新世界；否則，整個世界只會越來越混亂，最終走向滅亡。

不少荷里活動作片描寫的恐怖分子流於表面膚淺，但《叛》在動作鏡頭以外的有限空間內嘗試建立這恐怖分子的立體形象，他不是窮凶極惡的大壞蛋，亦不是變態殘忍的暴力主義者，而是思想較偏激的理想主義者，以及勇於把烏托邦式的「夢想」付諸實踐的未來學信徒。因此，全片沒有一個百分百的壞人，因為壞人有好的另一面，他欲破壞世界，不為私慾，不為個人利益，只為建立另一個更好的未來，並為地球的下一代謀福。傳統動作片正邪二分法的舊有原則被粉碎，在特工圈子內既正亦邪的矛盾和尷尬成為全片戲劇衝突的源頭，雖然《叛》的創作人為了顧及情節向前行進的急速節奏，放棄了深化這種衝突的機會，但總算為同一類型的電影開創了另一劇情發展的新路向。《職》系列一向只賣弄動作鏡頭而得過且過地處理劇情發展，《叛》算是盡力地補救了此弊病，最低限度多角度地描寫了恐怖分子多元複雜的思維，讓觀眾得知他們欲摧毀世界的主要動機。此外，片中伊頓亨特(湯告魯斯飾)忠於美國政府，遵從上級的命令，亦百分百信任其與自己出生入死的同伴，但彼此可能有不同的理念，對現今世界和人類未來都有相異的看法，故在執行任務時「大義滅親」實在在所難免，幸好他在此片內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有內心感受，亦有情緒變化，更有仁慈之心，與傳統荷里活動作片內活像「機械人」而不苟言笑和無畏無懼的英雄大相逕庭。

由此可見，《叛》的成功之處，在於其對片中骨幹人物有情有義的描寫。觀眾能投入其中，不單源於欣賞伊頓亨特單人匹馬跳降傘和追趕跑跳碰的高難度動作場面而大感「錯愕」，還源於他是一個顧及妻子和家人安危的好男人。當他在夢境中了解妻子需要為他的特殊工作以致承受著自身生命岌岌可危的沉重代價後，他突然大嚇一驚地睡醒，從夢境「返回」現實，這證明他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自己最關心的事情，除了如何執行任務拯救世人外，還有怎樣保護他最愛的身邊人；他窩心的暖男形象應能不限年齡地迷倒不少女性觀眾，因為這是她們的理想對象的必要條件，亦是英雄共通的性格特質。很明顯，《職》系列的創作人在討好觀眾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能這就是其在全球票房內取得空前成功的不二法門，亦是其在坊間贏盡口碑的商業伎倆。

《職業特工隊：叛逆之謎》(Mission: Impossible–Fallout)

一個「信」字講晒。

中文片名又是「叛逆」，其實全片在說「相信」這回事。從第一幕開始，就是你有多「相信」；恐怖份子相信他所「相信」的，所以可以不顧一切；到最後一幕，拍檔「相信」伊頓，而伊頓亦「相信」他們，所以可以押上性命。

還有一個重要的「相信」：演員信任導演，同樣押上性命，導演信任演員，所以可以讓他冒險。本片一大賣點就是湯告魯斯「親身上陣」，搏晒老命，瞓身演出所有危險動作場面，如25000呎高空軍事跳傘。當時不以為意，以為是綠幕特技，再看資料原來無花無假－「事前訓練至少100跳」(註)！看得出很多場面均沒有電腦特技，真實感超強，尤其一場精彩絕倫的電單車追逐。導演(及編劇) 懂得利用場景特色(如巴黎的橫街窄巷)去鞏固所有動作場面，全部精心設計，計算準確。由於要演員親身上陣，所以事前功夫必須做得相當充足，可見製作團隊之間的互相「信任」是何等重要。

全片驚險緊湊、高潮迭起、看得你心跳加速；但，《職業特工隊》是論智謀的，故扭橋、陰謀計中計、要閣下傷腦筋的，亦一應俱全。而描寫「特工」這「執行機器」與特務機關、國家的關係亦秉承上集繼續作出批判與探討。伊頓是一個「人」，不是一個「機器」，本集編導達到目的了；他與妻子的一段對話，令我感動鼻酸，這是看《職業特工隊》以來第一次發生。

至於「壞人」所「相信」的，又是否不無道理？當我眼見地球人口愈來愈多，破壞力愈來愈強…，(朋友看完問我：最終的壞人是誰？)這個有待大家去反思吧。

註：史上第一位演員從25000呎高空一躍而下。這次「空軍特種戰術跳傘」屬於「高空低開」（HALO，High Altitude Low Opening）一類，顧名思義是指在25000呎高空跳下，降到2000呎低空時才打開降落傘，主要用於投放軍人或軍事器具，以避過敵方偵察。而在高空拍攝最大的危險就是缺氧和氣壓，隨時可能會神志不清甚至失去意識，所以湯告魯斯要戴上特製頭盔，當然他在拍攝前還必須接受長時間訓練和至少完成100次跳躍。(電影公司資料)

陸凌綠

《兄弟班》(House of the rising sons)

老餅得來仍活力十足。土產樂隊見證著香港的黃金歲月。

是老香港的話，無人不識「溫拿樂隊」；從出道到竄紅，再分道揚鑣，後來又重聚，是鮮有的一隊長壽樂隊。戲集中描寫他們如何遭家人反對，不惜反目也要夾Band的少年時代。老實說，這段早期夾Band的日子，知道的人不多，我也只知道當初樂隊叫Loosers，有阿叻陳百祥的份兒…。如此這般，吸引力就有了。

別以為講述「溫拿」就會是阿倫與阿B當主角，這次阿健才是主角，原來最初由阿健和阿強自發夾band，接著跟了大佬阿力(即阿叻)…。但凡演繹名人，必先關注其「相似度」，今次不是別人操刀，而是久違了的陳友；自己隊友，會選那些人來演呢？現在看來，不知是有心抑或無意，最靚仔的是阿健(陳家樂飾)，阿強也由頗帥的林耀聲飾演，反而阿倫與阿B的「靚仔」名不符實。這就吊詭了，戲中談及樂隊分開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兩位主音「靚仔」…，每每看到這裡就覺得很好笑。然而，角色也有不錯之選，飾演阿友的這位新人吳鶴謙，我覺得是他們當中演得最好的一個，不單打鼓表現超水準，演技也有層次，比陳家樂還好。陳友選飾演「自己」的，當然眼光獨到。飾演阿力的王梓軒雖然與阿叻沒半分相像，但勝在夠自然，沒有刻意模仿卻流露神髓，聰明演繹。

因為真人真事，大家都對大部份事蹟瞭如指掌，不加鹽加醋確會悶死人，所以導演選擇走漫畫路線；誇張演繹與有點超現實的美術佈景，再加點搞笑，看起來也挺順眼，鏡頭調度亦顯出活力。這是樂隊的自傳，兩場炫耀音樂實力的戲蠻精彩，遠勝太多無謂的「劈友」場面，若能在取捨方面做好一點，會更相得益彰。

「溫拿」憑廣東歌紅遍東南亞甚至歐美，讓更多人認識香港；支持廣東話、支持廣東歌、支持港產片的話，是時候進一下戲院去捧捧場。

陸凌綠

對超級英雄的愛與恨 曉龍

倘若在現實社會內真的出現超級英雄，你會有甚麼反應？慶幸他們能救人救世還是埋怨他們把事情弄得越亂越糟？恭賀他們擊敗惡勢力還是貶抑他們做事多此一舉？讚賞他們維持社會秩序還是引起邪惡軸心空群而出破壞社會秩序？《超人特工隊2》內超能先生和彈弓女俠與其他超級英雄一樣，面對十分尷尬的處境，要麼保護了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卻犧牲了法治精神，要麼遵守法治而犧牲了市民的安全和社會的穩定，初時為了避免警方面對兩難局面(因超級英雄的不法行為而逮捕他們，但卻使普羅大眾為他們伸張正義的行為卻無辜被捕而感到失望；不逮捕他們卻於理不合，亦違反了法治的原則)，故他們只好隱姓埋名，收藏異能，做回不折不扣的普通人。彈弓女俠曾認為超能先生與自己都應該「收山」，因為他們「好心做壞事」，以為救了人會獲得嘉許，反而被警方責怪，由於自己的「無知」和「魯莽」，竟把原來簡單的事情弄得更複雜更麻煩。因此，片初警方以至社會大眾對超級英雄恨多於愛，埋怨多於讚賞，實屬人之常情。

不過，如果情況一變，超級英雄合法化成為事實，超能先生與彈弓女俠便能名正言順地出動，並心安理得地為警方撲滅罪行，不單使他們在普羅大眾心底裡的形象獲得改善，還可讓「英雄有用武之地」，超能先生亦無需「安分守己」地重操故業，埋沒自己的才能，只成為一個平平無奇的保險經紀。片中的商家要求彈弓女俠成為超級英雄界的人氣KOL，爭取超級英雄合法化，從謀利的角度看，對商人和超級英雄皆百利而無一害，不單提升了前者獲取大量利潤的可能性，還增加了後者發展事業的機會。超能先生多次披露自己救人救世的宏願，享受成為受景仰的超級英雄帶來的滿足感和光榮感，對從事其他行業的萬般抗拒，正好反映他是一個有理想亦有正義感的大好人，而他在太太彈弓女俠出外工作期間，留在家中擔當「家庭主夫」，正好讓他體會「做人阿媽甚艱難」的道理，過往他以為自己出外打拼才是超級英雄應當完成的工作，殊不知現在他初嘗照顧兒女的艱辛後，才了解家庭主婦雖然長時間留在家內，但可能需完成比出外打拼更重要的「任務」，並成為更刻苦耐勞的另類「超級英雄」。因此，本片雖然是一齣動畫電影，但創作人憑著其對現實社會的指涉，除了使觀眾嘻哈大笑外，還可引起他們對假設性的超級英雄和真實性的「家庭主夫」現象進行更仔細更深入的思考。

作為一齣合家歡的動畫電影，《超2》內小麗生活裡關於男女關係的青春期困擾，小衝的小朋友世界裡毫無機心的活潑和天真，加上BB積積的嬰兒期裡不知天高地厚的貪玩和搗蛋，皆使大部分擁有完整家庭的觀眾產生共鳴。除了畫工了得，彼思動畫的創作人擅長於製造多姿多采的幻想世界，但又不會過於「離地」，在虛幻空間內加入一些具高度現實感的社會和家庭現象，讓觀眾欣賞其天馬行空的創意之餘，亦在片中找到自己的「角色」，並享受虛與實交替互接所帶來的新鮮感，繼而「縮短」了自己與此片故事情節之間的「距離」，更可發揮個人的聯想力，想像超級英雄在現實社會中出現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其衍生的問題；或者，對超級英雄的愛與恨，正由此而生。

真真假假的集體回憶？ 曉龍

僅看《兄弟班》的預告片，已知道全片的導演陳友講述他與其餘幾位「溫拿兄弟」的成長故事，觀眾當然期望此故事真確無誤，但這群「兄弟」目前仍然在生，且部分故事情節涉及個人私隱，要百分百真實，實在談何容易！不過，如果觀眾的要求不高，僅看全片的大環境大框架，便知道此片創作人有追求真實的意圖，至於細節部分，對全片的「善意改編」，大可一笑置之。例如：對於片中各人的家庭背景，焦點放在阿健的父親(任達華飾)是裁縫，不准許阿健玩音樂，覺得玩音樂不切實際，這種七十年代裡上一代要求下一代跟隨社會主流發展自己的事業，不容許下一代追求個人理想的守舊心態，顯得十分真實，因為阿健的父親是當時「老土」一代的典型，而「老土」一代為數者眾，能勾起現今四十多至六十多歲的觀眾對上一代的集體回憶。但九十年代的粵語歌曲突然出現在片中七八十年代的故事內，有點時空錯置的味道，可能是為了讓這首歌曲的歌詞內容配合全片故事情節的發展，拼貼了不同時代而犧牲了真實性，倘若觀眾不追求時代與流行文化配搭的真實性，大可在聆聽上述歌曲時忘掉七十年代流行文化的特色，繼續追看劇情的發展。因此，全片的劇情與其相關的流行文化標記有真亦有假，此後現代的拼貼風格突顯了創作人所追求的，不是真正的真實，而是其心底裡浪漫和理想化的「現實」。

此外，全片最真實的，就是講述幾位「溫拿兄弟」如何從寂寂無名的窮小子搖身一變而成為眾所週知的大明星，現今的九十後和千禧後的年青觀眾可能覺得他們的奮鬥史顯得虛假，但恰巧這是「溫拿兄弟」最真實的歷史記錄。七十年代資源有限，但機會處處，要在娛樂圈內名成利就當然不容易，但能抓緊上位的黃金機會，要成名並非不可能。「溫拿兄弟」本是要好的鄰舍，當時「親近」的鄰里關係造就了他們組成一支樂隊的緊密合作，亦有助他們進行持續性的音樂創作。對於九十後和千禧後的年青觀眾「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疏離鄰里關係，認為溫拿樂隊的組成顯得匪夷所思，甚至覺其成名過程虛假，但當時親近的鄰里關係直至其後步向成功卻是當時香港社會史內最真實的一面。因此，新一代的觀眾質疑片中情節是否真實，這段情節反而是全片創作人對舊日香港最真實的反映，或許這種真與假的「差距」正是七十年代與二千年代成長的觀眾出現「代溝」問題的最明顯源頭。

不過，這種「代溝」問題並非沒有辦法解決，全片著重的是兄弟情，即使九十後千禧後的觀眾覺得故事情節不真實，基於其自身與朋友相處的生活體驗，仍然能了解擬兄弟關係內手足之情不會隨著時代變化而產生轉變的「長壽」特質。正如片中溫拿樂隊的〈千載不變〉的歌詞所述，「原來世界怎麼變，友好的心不損；潮流混亂也不亂，大家始終勸勉；原來你我不相見，傳來問候更暖；心中至真至誠，綿綿千載此心不變；彼此有真友情，綿綿千載此心不變。」新一代的觀眾不認識七十年代的流行文化不要緊，不了解舊日的鄰里關係亦無傷大雅，最重要是能體會知己之情的寶貴，不會因時代和社會的變化而轉變，亦不會因一段時間不見而消減，反而彼此的關係隨著世界的變化而日益親近，其相濡以沫之情亦隨著時光的消逝而日趨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