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與政治分家？ 曉龍

按常理來說，體育與政治應屬於人類社會內兩個不同的層面，兩者應互不干涉，亦不應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不過，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體育經常與政治產生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論出於自願還是非自願，參加一次由納粹國家舉辦的奧運會，總被視為支持納粹黨，但體育本應以展現體育精神和鍛鍊體能為本，參加任何競賽都不應與個人的政治立場掛勾，故參加奧運會其實與個人的政治取向毫不相干，更遑論能以其參賽的決定表達政治立場。

正如《美國飛人》內田徑選手謝斯奧雲斯身為黑人，理應追求種族和膚色平等，以達致不同族群待遇均等為一生欲實現的目標，但他有自己的夢想，希望成為世界上知名的運動員，能獲取奧運金牌，不單能獲得別人的讚賞，除了為國爭光，還能享譽國際。不過，對於參加1936年納粹德國舉辦的柏林奧運會，他顯得猶豫不決，因為他決定參加此屆奧運會，旁人會覺得他認同納粹黨種族歧視的思想，違反了美國強調人權、主張人人平等的主流思想；如果他不參加，就會失去了表現自己的黃金機會，多年來他付出的努力和接受的訓練更會「付諸流水」。他陷於兩難的局面，無論他作出任何選擇，都必須付出代價，但此代價沉重與否，則屬見仁見智；因為他毅然參加，就會被指責為叛逆者，成為美國國內的「千古罪人」，肯定萬夫所指，如他決定不參加，又會放棄了個人的自由意志，對實現夢想的機會進行無情的「自我剝奪」，這可能造成個人的不安，理想的失落，甚至終生的遺憾。因此，他處於政治主導的大時代裡，慘被政治「牽著鼻子走」，其作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皆被扣上「政治帽子」，無從辯解，更無從抗爭。故最後他決定參加柏林奧運會，不表示他支持納粹黨，其決定只源於一顆實現夢想的心，與個人的政治取向毫不相干，這證明他被「冤枉」為支持納粹主義的「賣國賊」，實屬「欲加之罪」，與中國南宋時代岳飛的遭遇不謀而合。

雖然他成功在奧運會內獲得四面金牌，在一剎那間登上奧運歷史的名人榜，但他的成就未能改變自身的命運。根據《美》將近片末的字幕內容，他退役後面對長時間的失業問題，不單不受社會重視，還因其膚色而備受低估和貶抑，遑論能繼續發揮自己的才能。即使他在奧運會內為國爭光，他仍然未受國內政府表揚，這是否歸咎於他身為有色人種的與生俱來的特質？此問題的答案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奧運會內取得的成就未能改變有色人種獲得的待遇，更不可能因而提升此人種的社會地位，最多只能使他成為媒體暫時的聚焦之處，造成瞬間的「驚喜」，或者出人意表的「震撼」。因此，上世紀三十年代體育真的不能與政治分家，無論運動員多熱愛體育，如何不理會政治，政治氣候都會隨時隨地影響運動員的命運，甚至其一生的遭遇。正如片中的他對政治沒有興趣，只希望能專心發展自己的體育事業，但卻不自覺地捲入政治漩渦內，不能自控，更不能使周遭的環境產生變化。不少人認同「人是社會的動物」，如把此論述應用在此片的故事內，根據片中他的遭遇，即使不能說是百分百準確，最低限度我們都應認同其高度的合理性和準繩度。

《無限春光27》

讓人瞠目結舌的新加坡電影！時代的悲喜興衰在精心的佈置下引人入勝。

開首還以為是鬼片。導演控制氣氛不錯，鏡頭運用、攝影、燈光、美指都用心。

酒店、房間、牀—離不開就是「性」(大部份)；27號房間是全片的主景，不同的人物發生著不同的故事。此類題材其實並不新鮮，有趣之處都在於人物，不同國籍，不同背景，説著不同語言。突然間，有一把熟悉的聲音響起…是廣東話，是何超儀，她又一次不顧何家淑女身份，維肖維妙地演繹著一個神乎奇技的妓女；這是全片最惹笑和最明亮的一段(大部份都略為沉鬰)，服裝造型色彩艷麗，雖然曾到訪泰國的你不會感到詫異，但煞有介事地登上大銀幕也實屬搞笑。

另外的「人鬼情未了」貫穿全片也倍添浪漫與傷感。最感意外還是結局，真的「估佢唔到」；起承轉合暢順之餘也顯出一股不平凡的個人風格。當中同性戀、跨性别等段落都破格敢言，批評政府絕不手軟，勇！值得讚賞！

陸凌綠

《暗色天堂》

電影《暗色天堂》改編自舞台劇才女莊梅岩2005年的作品《法吻》，由新科金馬影后林嘉欣與歌神張學友二度合作演出，故事緊張且劇力非凡。張學友飾演的一位牧師，並身兼非營利團體的行政總裁與他的員工及教友(林嘉欣飾演) 相遇而改變彼此的人生。兩人由互相吸引，熱吻過後卻成為一場性騷擾案的羅生門風波。

故事深入探討角色各自面對生命變化的心理過程。張學友淪為商人、酒鬼、縱情之徒，而林嘉欣卻以宗教來遮蓋過去的傷口，口說寬恕卻從未放下。當兩人再次相遇時，才發現彼此從來沒有寬恕自己。

故事內容固然吸引，然而《暗色天堂》卻未有擺脫舞台劇的感覺。故事敍述手法、對白、表情亦有濃厚舞台劇的影子，既算是一種特色，但也可能令電影迷失望。一種豐富舞台劇質感的電影把角色之間的衝突和情緒更立體化，甚至有一種誇張感，令觀眾更能感受角色之間的情感交流。

洛

《華麗轉身》

故事奇特，亮麗與陰暗的混合體。

不說，還以為是「高安兄弟」的片子(其實是澳洲女導演祖絲蓮摩亞侯斯)。從人物到佈局、格調、色彩、場景，甚至時代背景都很「高安兄弟」，但那種奇怪感比「高安」更甚，我猜原因是「錯配」。

華麗美艷的時裝設計師回鄉，想查明「殺人」真相。「錯配」一：不要以為是偵探故事，像時裝秀多一點。這段替村民改變形象其實不錯，起碼有悅目的五十年代華衣美服，也顯出村民的迂腐－在美服包裝下仍難掩醜陋面目。基本上整體都緊湊耐看的，有懸念，人物也寫得不錯，奈何尾段的轉折太突兀(某人死得離奇與劇情無甚關係，只為死而死)，令故事變得奇怪了。

另一「錯配」是找來四十過外的琦溫絲莉來演，不是說她不好，若年輕十年，是相當適切的(戲中人的年齡應該是三十出頭)，最重要還是男主角里安咸斯禾夫，只有廿來歲，姊弟戀沒問題，但戲中說他們是小學同學(莎拉史勞克也是飾其同學)，相差也未免太大了吧？就算里安刻意蓄鬍子(飾其智障弟弟也比他老，以為brother可以是哥哥，但童年的又確是較年幼)，看上去仍是「小鮮肉」；琦溫絲莉的化妝也算相當好，能隱藏了不少年齡痕跡，但以里安配琦姐總有點格格不入，就算換了他哥哥基斯咸斯禾夫，也很勉強(噢，筆者迂腐了…)。此等選角缺失確令我不能投入，對觀賞這套澳洲奇片打了折扣。

陸凌綠

衣錦還鄉的榮譽? 曉龍

自古以來，農村與城市都有強烈的社經差距，住在農村的貧民夢想自己終有一天能走進城市，飛黃騰達，最後衣錦還鄉，為自己原生地挽回面子，甚至獲取榮譽。相反，住在城市的較富裕的居民卻夢想自己能返回純樸恬靜的農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享受淡雅舒適的悠閒生活，無需緊張地為生活所需而奔波勞碌，亦無需承受急速的生活節奏帶來的龐大壓力。不過，農村與城市總有著千差萬別的價值觀和審美標準，城市人的美可能是農村人的醜，農村人的美可能是城市人的醜，把城市人自覺具現代感的衣著強行「放置」在農村內，農村人穿上這些衣服，可能深覺其怪異，因其違反了農村原有純樸的特質，當中色彩鮮艷的設計，亦與農村淡雅的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故城市人返回原生的農村，可能自覺衣錦還鄉，渴望為農村帶來一些前所未有的改變，但普遍的農村人是否願意接受這些改變?年青一代的農村人可能較為開放，但年紀較大的老一輩村民能否接納這些翻天覆地的變化?《華麗轉身》深入而全面地探討上述問題，清晰地闡述農村與城市價值觀的分歧，以及其衍生的各種衝突。

片中蒂莉當妮(琦温絲莉飾)小時住在澳洲家鄉小鎮，其後離開農村，到大城市發展，幾經努力下，終成為具有高尚品味的「潮流教主」，返回農村後，希望為農村居民帶來轉變，讓他們無需走進大城市，卻能藉著城市人的衣著打扮，令他們走向時代尖端，蒂莉當妮可能出於一番好意，亦可能為了對當年趕她離開農村的居民進行報復，不論她的動機如何，城市的華衣美服總為農村居民帶來或多或少的衝擊。因為城市人通常花枝招展，喜歡色彩艷麗的衣著，認為豐富的色彩能顯現其時尚的打扮，是追上潮流的表現; 相反，農村人會覺得時尚打扮與農村質樸的自然美態格格不入，她設計的光鮮衣著只適合在宴會內穿上。因此，她作為「潮人」，返回農村後，可能為當地農村帶來「一剎那」的新鮮感，但農村居民可能會覺得她「英雄無用武之地」，農村不適合她發揮自己的才華，除了衣錦還鄉外，她根本不宜長時間住在農村，因為這會浪費了她的青春和時間。

此外，她返回農村，是為了找回當年冤枉她殺人而迫她離開農村的真凶，有一種千里復仇的意味。農村人知識水平低，法律觀念薄弱，可能容易由群衆依據自己的直覺，對殺人案進行終極的裁決，故她當年被冤枉殺人，實在不足為奇。她對真凶有莫大的仇恨，源於當年農村居民趕走她，對她的心靈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傷，使她失去了美好愉快的童年，故她帶著仇恨返回農村，欲找出事情的真相，這肯定情有可原。片中她為農村居民設計華衣美服後，本來沾沾自喜，認為自己為農村帶來轉變，殊不知部分年紀較大的村民不單不懂欣賞她的設計，反而嘲諷她設計的是不合常人穿著的「奇裝異服」，這使她極度憤怒，最終在怒火中燒下，作出「摧毁一切」的終極卻又惡貫滿盈的決定。

由此可見，犯罪很多時候源於仇恨，當仇恨累積至頂點時，就像水滾至沸點，不能輕易改變，更不能「返回起點」。要成為善人，必須放下執著，因為執著會使仇恨加深，仇恨到達頂峰時，便會產生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這就像片中的她，當她的仇恨到達「沸點」時，其終極的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選老頂》

黑社會請入坐。

「你是不是黑社會？」、「你是不是黑社會？」…毆鬥中差人逢人必問；絕對反映真實，因為差人要你「自稱黑社會」。其實如戲中所説：「今天黑社會都沒落啦！」因為不敵一個更龐大的組織…。筆者有妄想症，只見銀幕上的你和我為求一人一票，就算和理非非都被逼得無可奈何。鷸蚌相爭，耍盡手段製造矛盾與分化，誰是漁人？呼之欲出。

電影反映的現實就如戲中的古惑仔被斬得血淋淋！戲中人的名字精警：天、地、人、神，再來個金、木、水、火、土字頭，完全就是香港的「命」；編劇李敏真的很神婆，片中關鍵也要借用《馬克白》(同期上映)的女巫「預言」，這段真的相當「頂癮」。戲中大部份對白都是我們説過、聽過的，所以都會發出會心微笑。

邱禮濤是多產導演，節奏控制、剪接、攝影一切技巧都不會難得到他，這次反而我覺得影像上有點突破，他動用了不少電腦特技，刻意營造出暴力美，以黑色代替了鮮紅，讓你感覺到殘忍以外的克制。

不管你是和理非非、勇武或游離，都很應該捧場，別再説「我討厭政治」，當你看過戲後，多愚蠢也會明白箇中道理。相信自己的信念，有望改變今天的香港。

(這樣的題材要拍成電影真的不容易，杜汶澤很勇，邱禮濤很勇，整個製作團隊都很勇，他們都知道後果的，謹向他們致敬。邱禮濤這麼多年，真希望來屆此片能獲獎。)

陸凌綠

人物、人物和人物 曉龍

曾經有資深電影編劇跟我說，一個好劇本最重要的是人物、人物和人物。《樹大招風》在杜琪峰和游乃海監製下，以人物為本，訴說三位賊王的故事。原來許學文、歐文傑和黃偉傑各自為其中一位賊王拍了一段短片，要把三位賊王的故事拼湊在一起殊不簡單，因為三位各有獨特的個性，要他們走在一起，必須有強而有力的理由，故他們願意合作的「利益接合點」必須在片中獲得清晰的說明，而此說明是否具有足夠的真實性，關鍵在於角色的個性是否具立體感。

例如：片中卓子強(陳小春飾)自大狂莽，不可一世，認為自己了不起，其外露的個性很容易招惹別人的妒忌，他高調的行為動態，亦容易招惹警方的注意。他願意主動接觸其他賊王，主要源於其共同的利益關係，故當他自覺靠一己之力難以吃「大茶飯」後，認為自己需要別人幫忙，才能完成一宗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劫案，這驅使他尋求合作，覺得葉國歡(任賢齊飾)的勇猛和凶狠，以及季正雄(林家棟飾)的陰險和毒辣，可協助他完成大事。換言之，他看準了彼此共同的利益關係，認為九七大限前是吃「大茶飯」的最佳時機；否則，當香港回歸中國，由於主權移交的關係，犯案而獲取厚利的機會自然大大降低。在編導特意施行的交叉剪接下，他作為現實主義者而謀求利益最大化的行為，與葉氏愛面子愛權力的英雄主義色彩大異其趣；他事事張揚的風格，亦恰巧與季氏低調沉鬱的個性形成強烈的對比。不過，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一個「財字」把三人拉在一起，在視財如命的人性陰暗面的籠罩下，三人願意嘗試合作，撇除個性差異的「障礙」，其主動接觸的行為似乎又合情合理。

另一方面，片中三個主要角色的立體感建基於其人性化的描繪；雖然三人視為財殺人為等閒事，但他們卻有人性化的另一面。例如：卓氏可以為了個人利益殺害警察和生意夥伴，但卻因駕車而誤殺途人而稍感內疚，亦自覺不安，這證明他是正常人，利慾薰心而使良心被蒙蔽之際，仍然保留人性本善的原始人性特質。葉氏表面上麻木不仁，容易因其與別人有少許衝突便衝動殺人，但他對長年累月「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有情有義，在顧及個人利益之餘，仍然會思念舊情，可見他是一個重視擬親屬關係的真漢子。同樣道理，季氏到他舊日的好兄弟(姜皓文飾)家中暫居時，對其女兒愛護有加，即使他害怕好兄弟出賣他，洩露他的行蹤，他仍然懸崖勒馬，放棄了殺害好兄弟的念頭，這證明他是一個念舊的人，對兄弟情的重視，與正常人不遑多讓，甚至比正常人更講義氣。

由此可見，全片對人物個性和行為的呈現，顯得多樣化，沒有重犯港產片內角色臉譜化的常見弊病。片中三位賊王並非極端化的大奸大惡，有善良的另一面，這與當年傳媒塑造的原版真人的形象可謂大相逕庭，但三位賊王為觀眾帶來的立體感，正在於其個性和行為多樣化衍生的真實性，因為三位賊王都是「人」，雖然偶有極端化的窮凶極惡的一面，但總不可能欠缺善良的原始人性本質；究竟他們走上歪路，甚至沒有終點的「不歸路」，是他們個人思想的錯，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錯？這是一個複雜難解的問題，任憑社會學家進行的研究有多深入，都可能找不到真確可信的答案。

《樹大招風》

大賊最怕甚麼？「黑社會」。

誰是最大「黑社會」？看過後便自然知道。看不到？噢，原來片子被禁…「都話咗樹大招風架啦！」

劇本寫得紮實，新導演許學文、黃偉傑和歐文杰拍出張力，全片緊湊，氣勢十足。好些影像凌厲非常，有性格、有風格，當然也有不少杜琪峯的影子，但以新導演而言，是超額完成之作。值得鼓舞。

人物寫得相當立體，三個大賊的個性突出，區別很大；尤其陳小春飾的卓子強，是全片關鍵人物，夠浮誇，甫出場已顯出其特質。選角眼光獨到，任賢齊、林家棟都能演出大賊真實的一面，許多內心戲都表現出色，三位都絕對有望提名。戲份不多的歐錦棠也表現優秀，一眾貪官更是「入肉萬分」，就連狼狽招呼的侍應小姐都「交到戲」！

故事其實是訴說著「我們的香港」；一個舉頭差點觸手可及飛機的香港；許多「大茶飯」的香港…逐漸變成一個我們不熟悉的香港。葉國歡的轉變(轉行) 最能說出香港人的委屈。

昨天在電視機前看到一箱箱的活龍蝦以水貨客攤分走私，就想到戲中葉國歡的大飛了。原來有些「風景」是恆久不變的…！

陸凌綠

夢想與現實的矛盾 曉龍

在現今的香港社會內，上一代與下一代經常有數之不盡的衝突。這可能源於兩代的溝通不足，或者上一代堅持己見而不願意與下一代溝通，又或者下一代沒有耐性了解上一代的想法。不論上一代還是下一代，他們都彷彿已建立一座「自我保護」的城堡，自己不會向外「侵略」，亦不會容許別人肆意「攻城」。就是這種自我中心的思想，替兩代建成一道又一道的「圍牆」，這道「圍牆」堅硬無比，可謂牢不可破，雖然屢經歲月的洗禮，仍舊屹立不倒，且可能隨著歲月的推移而越來越厚。

張經緯導演繼《音樂人生》後延續其對青少年生活和精神狀態的關注，《少年滋味》內Brian、 Vicky、Paul等人是分別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年青人，年齡相近，各自有相異的夢想，但卻同樣與自己的父母有思想和觀點方面的衝突，這些衝突糾纏難解，所謂「剪不斷，理還亂」，衝突偶有獲得緩和的一刻，但當他們重拾夢想時，衝突立即像「山洪暴發」，一發不可收拾。《少》沒有嘗試提出解決代溝問題的辦法，只呈現問題的本質，讓觀眾細心思考，體會和體諒當今香港青少年須面對的困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期望他們在絕望之處找到另一條光明平坦的出路，在沮喪之餘尋回另一個「明亮璀璨」的希望。

例如：Brian十多歲便努力尋找人生的意義，深覺人的生存無意義，但仍尋找生存帶來的快樂和享受，這使他的父母百思不得其解，因為他們活在世俗的洪流內，每天營營役役地過活，在百般勞碌中，可能已無暇思想生存的意義，故他對生存意義的追尋和質疑，對他們來說，肯定有點匪夷所思。此外，Vicky是優才生，背負著家人期望過高的重擔，她喜愛音樂，在樂曲內找到紓緩壓力的空間，但父母卻希望她以讀書為主，音樂為副，因為他們期望她能成為一位醫生，最少能以專業人士的身分獨立自存，音樂只是悠閒時刻的消遣活動，遑論能依靠音樂以實現夢想。不論Brian還是Vicky的父母，都認為自己的想法「永遠是對」的，欠缺聆聽子女心聲的精神和時間，更沒有設身處地地進行思考，亦肯定沒有嘗試體諒子女的親身處境，故上述的「圍牆」十分堅硬，父母不容許子女有任何叛逆的可能，遑論有挑戰的機會。

不過，從另一角度分析，子女很多時候都會執著於自己的想法，不容許父母的干涉，更不願意讓他們了解自己。子女很大可能在父母的「圍牆」未興建之前，已事先興建屬於自己的銅牆鐵壁，這「鐵牆」只能容納自我的空間，在自己的觀點內兜兜轉轉，雖然不知道是否有出路，但總喜歡沉醉於「迷失」的世界內，可能沒有固定的方向，但在跌跌撞撞中總找到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沒有後悔，更不言唏噓。

例如：Paul樂於從事義務工作，有義工王之稱，自覺義工服務能為自己帶來滿足感，可找到個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深覺自己是百分百的正常人。但母親卻覺得他視義工服務為自己的「生命」，他陪伴受助者的時間比家人還多，使她認為他不正常，但他不曾開放自己的空間，讓她對自己進行深入的了解，他只不斷用言語堅固自我的「圍牆」，這無可避免地使兩代的隔膜越來越深，其代溝問題亦越來越嚴重。

由此可見，父母與子女雙方似乎都找不到解決代溝問題的有效辦法。或者雙方須作出少許的讓步，這才能使此問題獲得紓緩。當父母執著於社會的主流看法時，應當想想：子女走另類的事業發展道路時，會否與主流的路徑一樣，能夠獨立自存？可否讓子女先試一試？在同一時間內，當子女執著於自己的看法時，亦應當想想：父母依循社會的主流意見做事，是否大部分社會人士願意接納的做事方式？自己將來出外工作時，父母的想法是否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父母與子女雙方都懂得為對方著想，願意從對方的立場進行多角度思考，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贏輸不重要？ 曉龍

香港人在劇烈競爭的環境中長大，從小開始在父母「指導」下，經常想著如何「贏在起跑線上」，怎樣使名牌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大學成為自己的「囊中物」已不是一件新鮮事；《我要做鷹雄》內Eddie（泰隆艾格頓飾）用盡所有辦法，耗盡精力，只為了參加奧運比賽，夢想自己能成為眾人關注的焦點，不思考輸贏，單純地為了實現夢想而付出一切，這種天真的童心，對大部分世故的香港人而言，肯定匪夷所思。不過，如果香港人能回歸「原始」，想想運動的真諦，就會明白：運動只為了強身健體，提升生活質素，假如不視體育為自己的事業，輸贏的結果又與自己有何關係？倘若香港人抱著為個人興趣和夢想「豁出去」的心態，就會看輕得失成敗，不介意自己的得分和排名，因為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已是自我國度裡的「成功」。這就像片中Eddie在奧運會內完成跳台滑雪動作後十分興奮，全身擺動，仿如一隻鷹的形態，雖然他沒有取得任何獎項，但他自覺個人的表現甚佳，已盡己所能，故進入自我滿足，甚至自我陶醉的境界。因此，片中Eddie不理會輸贏，只追求自己的最佳表現，對人生抱著樂觀積極的態度，對部分因未能「取勝」而垂頭喪氣的香港人而言，別具哲學性的啟示。

另一方面，所謂教學相長，除了作為學生的Eddie在教練（曉治積曼飾）的艱苦訓練下，改進了自己的跳台滑雪技巧外，教練在教學過程中，亦逐漸改變了自己原來玩世不恭的個性，他受Eddie影響，在兩人互動的過程中，他開始以認真嚴謹的態度看待跳台滑雪，不再單單視此運動為玩樂，懂得尊重此運動，了解自己參與此運動時，應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最好。本來他不再參與跳台滑雪運動後，只是一名無所事事的酒徒，但他成為Eddie的教練後，重燃其生命的曙光，使他在一剎那間突然覺得自己的人生充滿意義，有繼續生存下去的珍貴價值。因此，雖然Eddie不是金牌運動員，他亦不是訓練金牌選手的教練，但體育卻使他們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並努力不懈地向著此目標進發。

由此可見，《我》以跳台滑雪運動為例，說明體育的價值不在於輸贏，而在於其刺激奮發向上精神的能耐。不少勵志電影皆以運動為主題，原因在於運動除了能宣洩情緒而藉此減壓外，運動亦能提醒自己：不應因遇上小小的挫折而放棄，憑著不死的毅力和決心，終能圓滿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如果運動員懂得把這種堅毅不屈的精神應用在人生的多個層面上，自然可「無往而不利」，因為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堅持至最後的人，很多時候只佔極少數。因此，我們應向Eddie學習，平時的我們可能像他一樣窩囊，同樣平平無奇，但只需固執地朝著一個既定的目標奮鬥，縱使最後不能獲得任何「具體的成就」，我們仍然可以自豪地說：「我已盡力而為。」相反，如果我們不曾盡力，就像片中另一奧運參賽者，即使多次拿取冠軍，仍然因自己未盡全力爭取個人的巔峰而深感遺憾，甚至終生懊悔。全片的中文譯名有鷹雄二字，除了明確地標示Eddie賽後的慶祝方式外，還暗示他在每次參賽的過程中，都像鷹一樣，「展翅上騰」，對夢想的堅持從不動搖，不會鬆懈，亦不離不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