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四月

《戰火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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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有愛的戰爭片? 曉龍

大多數荷里活的戰爭片皆以千軍萬馬的激烈鬥爭場面吸引觀眾的眼球,片中停不了的轟炸,更經常成為影片的賣點,像《戰火情天》般重情重愛的戰爭片,實在少之又少。荷里活影星羅素高爾自導自演《戰》,以尋覓為主題,找尋一次大戰中三位可能已死亡的兒子成為片中男主角祖殊康納一生中最重要的任務,在尋找的過程中,他堅持要找到兒子的屍體,不接受「死無全屍」的終極結局,這種作風硬朗的執著,源於父親對兒子深厚的感情,視他們為「活生生」的人,不是戰爭的「機器」,亦不是國家的「棋子」,而是曾經為國犧牲、滿腔熱血且忠於國家的愛國份子。很多時候,政治上的最高領導人視為國犧牲乃理所當然,特別是戰爭時期,軍人需要作出的犧牲並非什麼沉重的代價,而是他們履行任務的一個重要部份,故上述的領導人絕少對已犧牲的他們寄予無限的同情,但偏偏《戰》中的他對他們有情有義,這源於導演受到人文主義中人本思想的影響,嘗試從仁愛的角度敘述整個故事,使全片充滿著情和愛。

例如:祖殊康納為了找尋兒子而抵達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在尋找的過程中,導演刻意插入他與他們舊日的相處片段,這些閃回鏡頭其實正側寫他腦海內對他們的記掛和懷念,這亦證明他是有情有愛的人。因為他尋子的動機,源自他對他們深厚的感情,如果全片欠缺這些閃回鏡頭,他對他們的愛就欠缺足夠的依據,其百折不撓地尋子的行為亦欠缺足夠的說服力。有些人可能認為父親對兒子的愛乃與生俱來,這是人性的基本特質,故尋子的行為乃人性使然,無需劇情上特設的鋪墊,尋子仍有合理的根據。但在片中漫天戰火的大環境下,他可能長期不能與他們見面,他們成為軍人後,他絕少機會與他們談話,更遑論彼此能建立深厚的感情。因此,導演在片中放進上述的閃回鏡頭,除了反映他憶起舊事外,還透露他與他們緊密而深厚的「聯繫」,他在他們的童年至青年階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陪伴著他們成長,彼此成功建立一種說不出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衍生的深厚感情支持他「穿州過省」而努力不懈地尋子的過程,上述的關係令觀眾對他的經歷倍感同情,這源於觀眾可能擁有成為父親的相似經驗,雖然不曾經歷戰亂,但仍對他的遭遇感同身受;即使部份觀眾不曾成為父親,沒有上述的相似經驗,但仍能投射在他的經歷內,因為現今資訊發達,戰爭所造成的失蹤人口經常會成為各地政府需要在戰後處理的問題,這是不少觀眾對戰後問題的基本認知,故片中他不斷尋子卻多次被阻撓,明顯是曾參與戰爭的當地政府對戰後問題採取的「逃避」態度所致,他的熱切與政府的冷漠,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由此可見,片中父親與兒子深厚感情背後的回憶片段,正是其熱切尋子的源頭,這亦為觀眾提供其尋子行為值得同情憐憫的確切依據。

導演羅素高爾身為主流荷里活的影星,願意跳出戰爭片強調官能刺激的既定框框,製作情義兼備的《戰》,成功把自己在現實生活中對兒子的感情投射在片中的父子關係內,並以寬恕為題,強調父親對兒子的寬恕,亦強調兒子對自己的寬恕。到了《戰》的中後段,大兒子僥倖在戰爭中生還,但他長時間不願意回家,因為他曾承諾會照顧兩位弟弟,但他們不幸喪生,他未能信守諾言,恐怕自己不能獲得父親的寬恕,且自己不能盡哥哥保護弟弟的責任,愧對自己,更遑論能寬恕自己。因此,片末祖殊康納採用「鐵漢柔情」的態度對待他,使他的罪咎感日漸減少,亦慢慢從父親身上學懂如何寬恕別人,以及如何寬恕自己。由此可見,《戰》能在同類型的戰爭電影中脫穎而出,實源於其重情重義地探討寬恕的寬廣「胸懷」,其濃烈的人文主義色彩,肯定非一般性的戰爭電影所能媲美。

女朋友的女朋友

本來是純粹的女同性戀故事,只是O先生嫌太枯燥乏味,就加點鹽加點醋刺激一下吧;來個易服大變身,如此一來,視覺上是夠刺激了,奈何戲中人的感情瓜葛就更見混亂,噢,不,我們早有「梁山伯與祝英台」,這個只是反轉版而已!我會這樣假設。

女主角嘉露兒由始至終最愛是「誰」昭然若揭,但男主角大衛呢?後來他説愛上女主角,明顯就是導演玩弄同性戀與異性戀的花招,故作「耐人尋味」吧?技巧上,O先生確把你耍得團團轉,其中一些幻想場面也殺你一個措手不及,增加了不少懸疑與趣味。鏡頭與剪接均營造出誘人氣氛,牽動觀眾情緒,拿揑精準。

其實寫大衛並不困難,因為他由始至終都是單一的,忠於其身份的;反而描寫嘉露兒就不容易了,從當初的忐忑到後來的「反客為主」,導演從裝扮、化妝、行為都訴說著女主角的心理變化,細緻、細膩、層次清晰,令事件生動「有趣」地發展下去,當然最後也不會放過「大著肚子」的「耐人尋味」伎倆。

但男主角羅曼杜希(維珍尼亞)的扮相確也真的難及謝勒力圖(《續命梟雄》);想來,這也是O先生計算在內;可我是唯美派,實在不懂調節情緒。要扣分!

陸凌綠

11
四月

《半世紀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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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值「萬金」? 曉龍

自古以來,南韓的傳統文化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當地的人重情重義,亦具有濃厚的家庭觀念,並樂於為家人作出犧牲。《半世紀的諾言》內德秀在父親於1950年代的韓戰戰亂中失蹤後,遵從「長兄為父」的原則,向父親承諾自己會「做一家之主,好好照顧家人」,甚至為了家人的好處,甘願犧牲自己。例如:德秀為了籌措弟弟的大學學費,甘心到礦場做苦力,其後他又為了籌措妹妹結婚的龐大開支,到越戰戰場當美軍的僱傭兵,這些不理會個人死活而為了他人利益著想,竟消耗大量時間、精力和汗水的高尚情操,實在值得生活於個人主義抬頭的現今社會中的一代萬分欽佩。因為現時我們做任何事,大多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犧牲個人利益以換取家人利益,在此決定背後,我們肯定有萬分不願意,需為了家人而差點犧牲自己的性命,在現今兄弟姊妹之間錙銖必較的社會中,這更是天方夜譚。因此,在今時今日的世代中談論德秀,就像談論道德品格高尚的「神話式」英雄人物,雖然曾經生活在人間,但他的行為彷彿可與虛構的「神人」相提並論。

在此承諾崩潰的世代,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忽略承諾的重要性,甚至無視承諾的珍貴價值。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而向前邁進時,大多忘記了在不同年代中曾經許下的諾言,在自己與家人或朋友閒談時,信口開河的諾言「無處不在」,但能把諾言付諸實踐的人卻少之又少,像片中德秀在一生中徹底地實踐諾言的人更是十分罕見。因為他只在已失蹤的父親面前許下諾言,其曾否真正實踐諾言,其他人不可能知道,但他偏偏堅持自我,認為自己有絕對的責任盡孝義,不負父親所託,把其交給他的責任「做到最好」。這種具男子氣概的胸襟和承擔感,正彰顯了他作為一個典型傳統的韓國男性的偉大,其對自身家庭的歸屬感和在家中發揮的凝聚力,亦表現了他對家人的付出和愛。因此,愛不單用口說,還需要在行為中付諸實踐,中國古代哲學家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學說,其核心價值便在於思想和行為的互相協調,對家人的愛意的表達同樣需要思想與行為之間的互相配合;否則,這種愛便流於空談,亦欠缺任何實質的存在價值。

另一方面,《半》的導演尹濟均揀選黃政民扮演德秀,肯定是一個合適的選擇。因為他外形忠厚,表現戇直的個性,與德秀的性格特質和行為互相配合。且他樸實而不修邊幅,活像一個與你和我都相似的平凡人,導演以他為主角,正好說明一個千載不變的道理:如果你和我願意,作為平凡人的我們都可以成為別人視為榜樣的「道德英雄」。不過,這種英雄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和作出的「巨額」犧牲,不是你和我都會願意承擔,即使我們有足夠能力,在下決定前,我們都會猶豫不決,且憂心忡忡,因為我們通常都會視自己大於別人,個人利益大於家人利益。故德秀不斷以笑臉面對每一次犧牲,對平凡人而言,實在匪夷所思。唯一的解釋就是:他有一顆愛家人的單純的心,而這種心意源於其信守諾言的堅持,此執著與其戇直的與生俱來的特質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由此可見,導演看中黃政民與德秀的相似點,以其共通的個性為「不一樣」的行為出現的原因,使德秀的「平凡英雄」的特殊角色的可信度得以提高,這亦說明了導演選角對影片成敗的關鍵性影響。

狼圖騰

太殘忍了

看不到「報應」實不能釋懷啊!看來這套戲我是想看其製作特輯多一點。

沒有看過原著,只以戲論戲。背景是文革,影射共產黨的強權欺壓不算多,戲中的高幹也太美化了!其實主題主要是落在人類與大自然的共生共存上。從偷狼的黃羊開始至陳陣為想養狼而強行奪走小狼,再到殘忍血腥的掏狼崽;人的「貪婪」與「自大」不斷地擴張,食物鏈被破壞,生態失衡,可恨的嘴臉依舊,這方面是赤裸裸地展現的。幾個大場面都操控自如,尚積葵亞諾利用電腦特技的效果不算多,所以真實性很強,當然包括會演戲的狼(片末看字幕,狼都有名字的,看看外國人多尊重動物),牠們如何運用策略反撃,也算拍出戲劇效果;看狼群、動物是好看過人的。整體氣氛做足,攝影與配樂都出色,只是對共產黨不作批判( 看來是《西藏七年效應吧?),這下子就大打折扣了。

以我這個「反人類」看著狼群不斷被加害,到最後竟得不到宣洩,無奈與悲慘的情緒著實縈繞得令我異常不安!

陸凌綠

《衝鋒車》

有點另類的幽默式港產警匪片, 但相信觀眾可以從中找到一種心理上的發洩。

原本四個生活潦倒的中年男人打算黑吃黑,冒充警察打劫一輛走私黑錢的運屍車,卻不料遇上更黑更辣手兼更像警察的劫匪,結果這四個中年男人充當警察與劫匪火拼當場。

整個故事建基於一種似是而非的狀況:不論是改建的警車、還是警察制服所帶來的職責、甚至乎是這四個男人的自我認知。整件事真警察幾乎沒插手,全是市井小民與惡人進行生死搏鬥。正如影片中警長幽默地告誡下屬:警察是有糧出的公務員,而英雄是無糧出的大老闆,而超人是把底褲穿在外面的人。今日的香港,何嘗不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社會,仍由市井小民無望地與惡人進行生死搏鬥。

吳鎮宇和鄭浩南的表現非常出色,反而任達華與譚耀文的演出未能將專業技師的神態和情場商場皆失意的雙失男的神韻演繹出來。片中的女角發揮空間較少,但小女孩的演出值得一讚。

小浪

3
四月

《暴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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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歧視精神病康復者 曉龍

香港的新聞曾報導本地人患情緒病的問題日趨嚴重,這種心理病的普遍性,源於生活節奏急速、生活壓力大而引致的精神緊張。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只有低下階層人士才有較大可能患情緒病,因為他們長期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足夠經濟能力買樓,在衣食各方面皆不能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即使有進取心,亦可能因中層至上層就業機會不足,以致其未能依靠自己的勤勞和能力,從低層攀升至中上層的職位,說「努力能改變命運」,實在談何容易。

例如:《暴瘋語》中范國生(劉青雲飾演)長期活在貧困的環境下,屬於社會的弱勢社群,在職場上的劇烈競爭下,未能取得成功,加上家庭問題的打擊,在家中面對妻子(葉璇飾演)時,經常感到無奈而自責,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自卑感,以對她的暴力行為發洩自己不滿和憤怒的情緒,久而久之,就會產生幻覺,造成精神分裂,引致悲劇的產生。全片一開場時,范氏把妻子從家中拋至樓下,令她跌死的情景,已直截了當地揭示精神病會造成的嚴重後果。我們在新聞報導內得悉倫常慘案的出現,其源頭可能與片中范氏的事例有不多不少的相似之處,故此片能引起普羅大眾對情緒病以致精神病的高度關注。

很明顯,《暴》的創作人著意扭轉觀眾對精神病病人的誤解,在片中說出一個難以被挑戰的事實,就是「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當我們以為專業人士絕少患上精神病時,偏偏編劇安排醫治范氏的周明傑醫生(黃曉明飾演)因遺傳,加上其超級完美主義的個性,不能接受自己對范氏重投社會後仍會犯錯的事實,對釋放范氏的決定感到自責,遂患上精神分裂。周氏本以為自己有足夠能力醫治自己,但精神病與其他疾病不同,當他的腦神經受影響,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更遑論能為自己安排適切的治療。因此,不論你屬於低下階層、中產階級還是上流社會人士,當自己生活在「高壓」的社會內,不能放開某些事情,加上個人固執的個性,就很容易使自己的思想走向極端,繼而患病。故患病其實與病人的身份和地位沒有必然關係,反而與其個性和遭遇有莫大的關連。

另一方面,《暴》的創作人刻意提醒觀眾:不要對精神病康復者存有偏見。當片中范氏被周氏治癒後,嘗試重投社會,但偏偏身旁的人只以「歧視」的目光看待范氏,認為他曾經是精神病病人,一生都會是精神病病人,沒有真正康復的可能,連身為他的醫生的周氏亦要求他持續性地吃藥。可見精神病對普羅大眾來說,是「洪水猛獸」,這種病與其他疾病不同,不容易醫治,更不可能治癒,患上這種病的病人很大可能會復發,繼而對社會造成嚴重的傷害。但事實上,精神病病人在吃藥而接受治療後,有可能會完全康復,這就像片中的范氏,在康復後犯事,無需再次進入精神病院,只需到監牢接受懲罰。故精神病康復者其實與正常人無異,很多時候,最可怕的不是精神病康復者的思想和行為,反而是旁人戴著「有色眼鏡」看著他們,對他們投以「驚恐」的眼神,以及其抱持的歧視態度。因此,全片鼓勵觀眾不要歧視精神病康復者,其傳送的訊息對社會產生的正面意義,比導演的拍攝技巧和編劇的寫作功力,更值得我們關注,並成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的提醒。

逆時空狙撃

一套叫你瞠目結舌的電影。

科幻大師Robert A. Heinlein短篇小說”All You Zombies改編。筆者之前沒看過原著,看戲後特意找回來看,發覺現在電影是遠勝於原著的(原著是看得你糊裡糊塗),其中「炸彈狂徒」的鋪排,簡直圓滿了整個故事。開場的一幕,不單增加了懸疑性,也說通了幾個「角色」之間的關係。叫人驚訝的,是故事的橋段,這當然歸功於五十多年前的原著,但電影吸引,全拜導演所賜。

由於故事時空不斷穿梭跳躍,人物關係糾結「複雜」,時序「混亂」,要改編成電影且要你看得明白,實在是非常困難的,處理不好,就是一頭霧水,太清楚解說又會失卻懸疑性,減少趣味…。這對雙生兄弟導演Michael Spierig & Peter Spierig現在非常清晰、有條不紊地說好了故事,並且以高懸念、配合緊張動作,引人入勝的技巧,將最關鍵的「因果」和「效果」都清楚明瞭地泡製出來,絕不辜負原作者的構思。

「女主角」是一個極難演的角色,導演選角也成功,看出莎拉史勞克的特質(尤其體形上),影齡不長的莎拉確是演得出色(奪了澳洲影后),前途無限。

這一個極悲的悲劇,原來命運由始至終受操縱,以為自己選擇了,原來每走一步都是被安排(含劇透:那個秘密組織,它的存在也是依賴著主角的存在)或互為因果。

陸凌綠

27
三月

《失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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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中國的悲歌 曉龍

1978年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雖然能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使一部份人能富起來,但多不勝數的問題緊隨此政策接踵而來,貪污問題固然嚴重,貧富懸殊亦被人詬病,拐帶兒童問題更經常成為傳媒關注的焦點。《失孤》以拐帶兒童為主題,描寫男主角雷澤寬(劉德華飾演)尋覓兩歲兒子雷達的過程,在十多年尋尋覓覓的生涯中,他的耐心搜尋、「百折不撓」的堅毅,彰顯父愛的偉大,以他與路邊遇上的人的簡短對話內容,側寫其尋親的決心,突出親情的可貴。作為一齣公路電影,《失》透過路與路之間多次的交會和連接,突顯「萬里長征」式的距離感;藉著摩托車高速而不停斷的奔馳,突顯歲月和時光飛快的流逝。對茫茫人海中迷惘地尋人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實現尋人目標的指涉,在雷氏不修邊幅的臉容和憂鬱沮喪的心情配合下,顯得萬分無奈。那種不知所措而深沉的愁緒,在悲觀絕望的氛圍下,很大可能觸動人心,觀眾看見銀幕上的此情此景,哀傷的心靈「一沉不起」,要再次對生命抱持樂觀的態度,積極進取地追趕自己的目標,實在很不容易。

全片的情節不算豐富,其描寫拐帶的情節不多,引致當中的感染力大打折扣。綜觀全片,只有吳君如飾演的拐帶者緊抱別人的嬰孩的場面與拐帶的過程相關,其餘畫面把焦點集中在雷氏尋子的內心世界上,主要以對白交代其子被拐帶的原因和過程,但偏偏這些應由對白轉化而成的畫面才是最能觸動人心的感動位。其實編劇只需如實地把拐帶的過程在真人真事的根據下,毫無保留地在觀眾面前披露,這已算是交足功課。可能導演和編劇皆害怕披露中國的黑暗面,恐怕會破壞中國的形象,影響其軟實力的發展。但筆者認為:中國要進步,必須勇敢地面對自身的問題,如對這些問題「左閃右避」,只會使問題日趨嚴重,最終「不能自拔」。或許此片赤裸裸地描繪眾人皆知的事實真相,會觸動眾多不同媒體的神經,爭相把電影與政治掛勾,這不是此片的創作人預期之內的結果,可能他們希望透過此片引起普羅大眾對拐帶兒童問題的關注,以單純和無私的愛心,給予失去兒童的父母無限的關懷和愛意,並突顯此問題在中國社會中的嚴重性。如今創作人只以「尋親記」的形式表達其對這些父母的關愛之情,重視問題的結果多於過程,對中國問題不太了解的外籍人士固然看得一臉茫然,即使觀眾是中國人,對這些事情沒有相關的親身經歷,在銀幕上看不見拐帶的實況,亦難以把自己投射在雷氏的角色內。因此,全片導演和編劇焦點的錯置,直接削弱其與現實社會的關聯性,亦大大降低觀眾對其情節的投入感。

幸好片中曾帥(井柏然飾演)成功找到親生父母,差不多整村的人走出來歡迎他回家的情節,尚算觸動人心。但曾氏說自己只為了成為一位「正常人」,成功拿取身份證,將來能取得結婚證書的目的,而甘願長途跋涉地尋找親父母,此動機有很大程度的功利成份,不論尋親過程如何艱辛,當中的經歷如何刻苦,仍難以說服筆者他對親父母有真真正正的情和愛,因為這種情和愛只建基於其個人的利益之上。由此可見,很多時候角色背景的設定明顯影響其以後行為對觀眾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曾氏的角色未能成功為筆者「催淚」,其源頭肯定在於功利動機與其表現的道德行為毫不協調所致。

《沈默的星辰》/ “Stars”

這是一部關於“希望”主題的影片。一個前往死亡集中營將要死亡的人把《善》的希望帶給了一個對《善》不報希望但仍未泯滅本性的德國士官,讓他最終走回《善》的人生道路。

影片的畫面充滿了象徵性的隱喻,對白精簡、深刻卻又毫不說教、煽情。劇中人物無論主角、配角;亦或不論出場多寡,幾乎個個讓人過目難忘。影片當年勇奪康城影展大獎。

不得不提的是這位導演Konrad Wolf,他本身的經歷就甚為傳奇。他出身於一個德裔猶太家庭,其父親是位出色的心理學家及作家。1933年因納粹德國的崛起而全家移民去了莫斯科。他17歲加入蘇聯紅軍參與衛國戰爭並解放他的祖國-德國。戰後他就讀莫斯科電影學院,並回到德國(東德)開始電影創作工作。1959年,他憑作品《沈默的星辰》勇奪評審團大獎而揚名國際。但卻因為當時西德的阻礙,影片只能以保加利亞的名義上映。

Konrad導演的作品裏從來沒有英雄化也沒有妖魔化任何人,只有在歷史的大背景下去見證最尋常不過的普通人。他無疑是一位研究德國歷史最深入的一位導演。

1963年《我有我天堂》/Der geteilte Himmel 對當年的政府提出了大膽的批判,此片被譽為第一部呈現東德覺醒的作品。

1970年《戈雅-畫筆下的幽靈》/Goya1971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特別大獎

1978年《唱自己的歌》/Solo Sunny1980柏林影展FIPRESCI大獎、最佳女主角銀熊獎;及1980芝加哥國際電影節最佳劇本獎。

小浪

“Spandau Ballet”

幾年前的 “Search for Sugar Man”《尋找隱世巨星》同樣拍得出色,但整個揮不去的是一種唏噓的感慨,這與影片通過歌迷的角度來描述不無關係。

雖然是第二次觀看“Spandau Ballet”《醉夢英倫》,仍然無法不被影片感動。很久沒有看到那麼賞心悅目的紀錄片了,記得上次是十多年前德國導演Wim Wenders“Buena Vista Social Club”

誠然,Spandau Ballet的經歷的確非常具戲劇性,但要不落俗套的拍攝一部名人紀錄片並不容易。真正讓人感動的其實並不是因為他們事業的成功、成名的風光,而是他們的那份真性情。這份性情將他們的靈魂注入了歌曲,並使觀眾通過他們的歌曲感受到了那靈魂的熱度。更重要的是,影片充滿了滿滿的正能量。有無奈但絕不頹廢、消極。這對今天的年青人很有參考價值。

Royal Albert Hall首映禮現場演出的歌曲,正是Spandau Ballet的最好旁注。

人生在世,出身各異

然感受無二,為生而抗爭

超越界限,上街起舞

愛,滋潤荒野,穿越阻礙

回身,我就在哪兒

內心的傷疤,再次揭開

曾以為,能立天地之間

但也只是凡夫俗子

隕心墜落,辛天無絕路

不知愛歸何處

在這是非之地

絕望卻堅強

躊躇滿志的孩子

一往無前

幹的雖糟卻很漂亮

愛,滋潤荒野,穿越阻礙

……

小浪

18
三月

《五個小孩的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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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心而發的偉大 曉龍

在香港這個現代化的社會內,不少人都豐衣足食,享受著充裕的物質生活,身旁的人大多衣食無憂,對弱勢社群的關注,多只集中在報章和電視報導內,渴望親身接觸此社群中的成員的熱心人士,實在少之又少。《五個小孩的校長》中只拿四千五百元月薪的呂慧紅校長,不為名利,本著教育的熱誠,為元朗貧困村落的弱勢社群子女提供優質的教育,期望她們能透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所謂「知識改變命運」,當中的核心思想,便是學歷提升能幫助孩子找到工資較佳的職業,繼而改變自己原生家庭所屬的階層,並改善自己的生活。不少人認為香港人大多唯利是圖,片中的呂氏校長不受此功利風氣感染,為了學生的福祉,願意付出大量精力和時間,這實在難能可貴!

由楊千嬅飾演呂慧紅,以毫不計較的個性特質,積極進取的身體語言,表現其關懷學生的豐富感情。可能源於楊氏曾經是護士的關係,她成功把過往自己對病人的關懷轉移至其對小孩子的關顧上,令角色具有真實性和親切感,導演關信輝選擇楊千嬅擔演此角色,實是明智之舉,因為她在銀幕上的親和力甚強,是普羅大衆眼中的「好好小姐」,有母親的耐性和愛心,亦有健康的形象。因此,她容易投入在呂氏校長的心理世界內,片中她探訪小孩子家人的舉動,更突顯其對學生的日常生活的關注,當中表現的師生之愛,其實較接近非正式的「母女之愛」;楊氏以其對子女的情投射在片中的學生上,使其賢妻良母的形象溢於言表,亦使片中的她在舉手投足方面更接近現實生活中的呂氏校長。

在香港這個強調現實主義的社會內,穿金戴銀是成功人士必備的條件,像呂氏校長「復興」一間幼稚園,很少被視為成功的個案。但她從不介意俗世的眼光,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雖然別人對她只收四千五而願意做這份工的舉動偶有閒言閒語,亦對她為了使自己更著名更出位的動機偶有相關的討論,但她只會黙黙耕耘,不理會這些謠言和討論,努力地工作,以孩童的得益為自己最大的成功。這種教師的高尚品格和情操,實在值得尊敬,因為現實生活中不少人只視教師為職業,每天營營役役地度過,對自身的工作欠缺應有的熱誠,更遑論其對孩童的愛心和關懷。故世界上如有多一位像呂氏校長的教育家,孩童便有機會多接受更優質的教育,他們的未來便會更加美好。

《五》內森美飾演的補習天王,與楊氏飾演的校長有強烈的對比,這正好表現補習老師與學校教師的差異。前者視教育為賺錢的工具,他的成功指標,在於自己教育了多少學生,這些學生在文憑試內拿了多少5**; 相反,後者在教書之餘,還會教人,教導學生良好的品格,使他們學會如何做人,教師在言教之餘,還會進行身教,成為學生的榜樣。很多時候,身教比言教更重要,因為言語中的道德教育的影響力有限,不少學生會質疑教師言語的可信性,但當教師把自己的言語付諸實踐,學生便會對其「言行合一」的舉動深信不疑,欽佩其甘願犧牲的偉大行為。片中的呂氏校長的偉大之處,不在於其言語有多動聽,說話內容有多充實,而在於其對工作的無私付出和幹勁,比現今不少斤斤計較的年青人,在工作態度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可見,《五》的編劇以真人真事為藍本,運用平實的拍攝手法,使片中的感動位別具真實性,觀衆聽聞真事後再看此片,令此片的感染力在相關新聞報導的發放下,顯得特別強勁,亦容易使觀衆感動落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