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陰謀論

影片以零四年台灣總統大選的3‧19槍擊案為藍本，編導在這個案件中將自己的一些想像放入其中，來圓說3‧19槍擊案中不得而知的重重疑點。

就3‧19槍擊案本身而言，絲毫不神秘。槍擊案的目的清晰明瞭，無人置疑。唯舉証艱難，充其量只是個無法証明的真相。若是影片以剖析這一槍擊案為何無法被查明真相為切入點，相信會比這種自我圓說3‧19槍擊案來得更加吸引和意味沉遠。何況，想像部分的杜撰並不能自圓其說。

情節安排不合理之處比比皆是，例如：殺手一開始便被張孝全一夥員警發現還錄了影；雖未見兇手相貌，卻能在案發前就認出兇手，展開追捕；追捕之間竟還讓兇手按原計劃開槍行刺；張孝全來港查案，如此巧合同時同地遇上兇手和疑犯，輕而易舉地完成任務；任達華飾演的貴為調查組主管怎會如此輕易被人威逼收買？在張孝全帶疑犯返台途中又再次巧合獲悉兩個無用的手下被殺而對上司任達華產生懷疑……。

但凡政治影片，編導本身要有敏銳的政治觸角和對政治局勢的理解。有許多類似的出色影片可以借鑑，如Costa-Gavras，Constantin的《Z》、Oliver Stone的《JFK》、Alan J. Pakula的《All the President’s Men》等等。劉國昌的這部影片只能歸入充滿港式陰謀論的一類娛樂片，過於敏感的題材和缺乏新意的娛樂很可能在台灣和大陸都不受歡迎。

台灣式“民主”的種種諸如黑金政治和賄選現象的弊病，並不獨具。就連六十年代甘迺迪獲選總統，靠的竟是伊利諾和德克薩斯兩州民主黨基層組織大肆作弊—用了大量死人投票。應令人警惕的是大量黑金不再是黑幫或財團輸送，而已是轉由敵對國家政府提供，華盛頓支配他國“民主選舉”在東歐、在東南亞已比比皆是，且屢試不爽。台灣的“民主選舉”有無被支配？香港又如何？

不過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當初選了陳水扁，今日亦無需為扁家洗錢案痛不欲生了。

嵩暘

我的父親 Romulus

一部澳洲移民的家庭史

小浪

移民是一種人生考驗，不是所有人都能通得過，更不是大多數人所設想的那般，能取得優異的成績。全家移民則不僅是對每一個家庭成員的考驗，更是對家庭關係的一種調較。它可能愈加牢固，但亦可能承受不住而斷裂。

父親 Romulus是羅馬尼亞人，他娶了母親—一位漂亮的德國姑娘，在二戰後一同移民來到澳洲，一家人住在偏僻的鄉間。父親很少說話，只埋頭幹活，但賺得少，不過他說幹活他的尊嚴。母親不常在家，她去了大城市墨爾本，與父親的朋友好上了.

有天母親回家，與父親爭吵，她問他為什麼不願意和她離婚。父親說：「我不離婚是因為我愛你，我知道你需要我。」母親沒再說什麼便離開了。兒子不明白。過了沒多久，父親收到母親的來信。父親很難過，因為母親懷了叔叔的孩子。

叔叔被公司從墨爾本派回父親鎮上工作，母親亦回來了。父親帶著兒子去看母親，叔叔高興地抱著同母異父的妹妹給兒子看；母親似乎很憂鬱；父親則塞了些錢給母親。兒子常去母親家，在叔叔上班時照顧妹妹。一天叔叔與母親吵了起來，因為母親為自己買了一條漂亮裙子，而這卻是全家未來三個月的吃住開支，兒子不明白。

叔叔最後還是原諒了母親，因為他愛她，但母親的憂鬱並沒有消除，她偷偷幽會別的男人。叔叔打了母親，兒子憤怒地看著他，叔叔含著淚擁抱了一下憤憤不平的兒子便走了，從此再也沒見到他。兒子不明白。父親後來說叔叔從塔樓跳了下來，為防有失，他還在地上插上刀。

兒子要去寄宿學校上學，在父親床下的箱子里發現了父親藏起的所有母親的來信。在學校裏，兒子看到了生活愉快的一面。一天校監讓兒子外出一會兒，因為母親來了。母親帶他去了咖啡店，告訴他把妹妹放在別處了，她想兒子轉告父親她想回來重新開始。一向愛母親的兒子這次卻沒有原諒母親，告訴校監他不方便再見母親。過了些日子，父親來找兒子，說母親自殺了。

父親傷心欲絕，茶飯不思。終於有天他對兒子說，孩子不能沒有母親。他的朋友介紹了一個遠在同鄉的女孩給他，他便不斷寄錢過去，讓她攢足旅費前來澳洲，但結果卻是個騙局。父親終於崩潰了，被送進了精神病院。為什麼人要欺騙人，兒子不明白。

兒子孤獨地守著這個家，他體驗到父親這根家庭之柱的困難與這份職責的沉重，體驗到叔叔自殺的無奈。明白了為了這個家需要多麼深的愛和多麼强的堅韌意志。也明白了父親對母親所說的那句話：「我愛你，我知道你需要我。」具有多沉重的份量。最重要的是，兒子從父親身上學到永不放棄、希望永在的精神。

影片改編自Raimond Gaita廣受好評的同名散文集。沒有時髦的跳躍式剪接；沒有宏大的場景、美化的服装和道具；沒有深刻的對白和令人難忘的歌曲、音樂，絲毫沒有令影片因此而遜色。一種冷色的憂鬱貫穿本片如貫穿Romulus一家的人生旅途。

＊影片獲2007年度澳洲「奥斯卡」電影獎（AFI Awards）15項提名，榮獲最佳影片、最佳男主、配角及青年演員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