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笑陪君三萬場，不訴離傷》

楚芰荷

香港電影中的妓女角色，若是背負著一定的社會意義，則無法抹去各式面孔下的辛酸與彷徨。一如《金雞》中的吳君如，儘管沒有拘泥於「性工作者」所包含的捉襟見肘的尷尬，但主要是以香港回憶的「特殊身份代言人」出現。趙良駿用的是高屋建瓴的方法，把阿金的形象鑲嵌在大背景的畫框裏。但實際上，莫説是妓女，就算是朝九晚五的普通人，那些過往歲月的唏噓之情，並不會化成長篇大論的説辭。能抑制住面對「妓女」所產生的獵奇與説教心、一如為普通人素描的電影中，邱禮濤執導的《我不賣身，我賣子宮》在黎鐘鐘這個角色上做到了講故事時的淡泊。

素面朝天的黎鐘鐘，衣著仿如深水埗的街道，偶爾有些不精細的花花綠綠，但大體泛著灰色的調子。邱禮濤鏡頭下的她，從不刻意凝望鏡頭，企圖向觀衆傳情達意，甚至沒有爲了照顧觀衆聼故事的方便，而事無鉅細地加以解釋。爲何她會在街頭轉角設置「衆方雞神」的神台來拜祭？爲何她要定時往一家銀行帳戶裏匯錢？爲什麽說龍年時候她就會轉運？這些初初被忽略的疑問，都在黎鐘鐘的生活場景裏，以她自己的節奏講述著。即便邱禮濤有一個讓記者去採訪黎鐘鐘如此好的契機，去解釋疑問，以滿足觀衆的窺私慾，但鏡頭下的她儘管言有所及，卻完全沒有交待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她離開涼茶鋪時說：「我係做企街既，唔慣坐係度同人傾偈。」不但是合情合理的言辭，而且還能避免落入巢臼的内心獨白戲。

這位固執的妓女，比其他妓女形象更務實地接受了生活。過去不堪的回憶、囚禁於心的疑問，都在她每一天的生活當中隨著深水埗的晨昏慢慢找到方向。當她掰著手指算到自己三十九嵗的時候，沒有像阿金一樣回顧香港的變遷。吸毒的痛苦、變態客人等等偶有提及，但鏡頭從不在這些事情上流連，而是跟隨黎鐘鐘的節奏，把宏大意義抛向一邊，不霸道地關注一個人的故事。

醉笑陪君三萬場，不訴離傷。把所有的話，留給故事去説，自以爲是邱禮濤在設計黎鐘鐘這個角色時最成功的策略。相比之下，《我》片中其他的人物則背負了比黎鐘鐘更為複雜的任務，而帶有被設計的痕跡。保險經紀黃秋生要串起所有的人物，製造笑點，還要時不時「轉達」邱禮濤的意見：像尊重每一份保單一樣，尊重每個人。黃婉伶此次也是自毀形象飾演「嫁港伯」爭取居留權、拿綜援的潑辣大肚婆，本來與黃秋生的幾場對手戲都相當投入，頗有鋒芒，然而戲至結尾，則被強加了許多責任感。比如她與一位企街的大陸女人之間的爭執，插入了「我賣身，好過你賣子」此類意圖明顯的點題對話，或多或少是為觀衆而設。而在巴士上生子的戲路，不但是匯聚所有人物的橋段，而且與黎鐘鐘的「未來生活」放在一起，意味著邱禮濤對香港人新思維方式的溫和建議：回顧過去，倒不如積極向前。那個在普通民衆之間發出第一聲啼哭的新生嬰兒，亦可以喚起很多香港人的聯想與寄望，代表普選？還是充滿活力的明天？則是何時何地都能引起共鳴的話題。

作爲《性工作者十日談》之後同類題材的作品，邱禮濤把故事打造得更完整化之餘，還去除了「說教者」的角色。《我》中的大部分鏡頭都沐浴在深水埗的日光中，完全不見《性》中綿長的暗夜、令人深感辛酸的男女性工作者之間的互相折磨。《性》也的確像極了白先勇小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充滿了燈紅酒綠裏夕陽產業的一聲長嘆。然而，顯而易見的是，邱禮濤在《我》中為性工作者找到了更爲光明的背景，也即她們與普通人更爲相似的願望與生活，不再被視爲因爲卑賤而哀怨的代表者。雖然出賣身體，卻不沉醉於感傷之情。

至於出賣身體是否罪大惡極？可以用標題來玩個遊戲，比如我不賣身，我賣愛情；我不賣身，我賣智慧；我不賣身，我賣時間；我不賣身，我賣人格……其實，在物化的社會，很多事情都與「賣」相關，只不過人們利用不同的説法，把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係「高貴」化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