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性偏低響起的「警號」 曉龍

從前有人認為自己能憑著一雙手，依靠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致富；但現今殘酷的社會現實告訴他們：不論你付出多大的努力，多少的時間和汗水，由於你生於貧窮家庭，欠缺與富裕人家相連的人際關係，你注定是失敗者，你會有兩個選擇：一、安於現狀，即認命；二、嘗試認識「名門望族」，走進其圈子，繼而豐富自己的社交生活，依靠人際關係，以求改變自己現時的際遇。選擇一可能使你不甘心，選擇二在現實社會中成功實踐的可能性甚低，故這群年青人在累積了一段長時間的不滿和怨憤後，就會與整個社會產生對抗，把他們自身面對的難題怪罪於政府，當政府不懂/不能在短時間內解決他們的難題時，他們的怨憤便會升溫，最後爆發前所未有的「大暴亂」。《行動代號：孫中山》內台灣的兩位中學生面對跨代貧窮的問題，未能靠自己的一雙手改變命運，亦未對自己的將來抱有希望，只想著能在短時間內以偷取孫中山銅像的方法脫貧，此「消極」的手法可能被普羅大眾詬病，但這是政府扶貧措施不足所帶來的後遺症，亦是跨代貧窮問題日趨嚴重所響起的「警號」。

現今全球化的社會中，勞工市場一體化和彈性化的現象日趨普遍，投資者務求賺至最盡，「打工仔」備受剝削，生活不單不能獲得改善，反而因投資者炒賣造成的通脹加劇，以致生活質素不斷下降，故貧富懸殊問題日益嚴重，投資者必須負上很大的責任，且他們很多時候與財經政府高級官員勾結，這些官員長期為投資者製造有利的環境，讓他們擁有持續投資的黃金機會，並賺至最盡。因此，《行》內兩位中學生的跨代家庭經濟問題，不是他們個人的努力可以解決，政府偏幫投資者，讓投資者肆意剝削勞工而無需付出任何代價，這種私相授受的裙帶利益關係，以勞工的血汗換取龐大的利潤和眾多相關的利益，保障了投資者長期投資所能獲得的回報的實效性和穩定性，亦肯定了他們對自己「光輝」的未來，為其子孫帶來持續性的豐裕生活的百份百信心。故《行》的編劇藉著此片反映的貧窮問題，實源於一群富裕人士對自身利益的保護，透過抹煞低下層向上流動的方法，鞏固自己原有的身份和地位，社會流動性低的問題，明顯根植於富裕人士與政府官員互惠互利的自私個性和行為。

1911年，滿清政府的暴政引發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現今已是2014年，台灣政府施政不周，貧民生活不能獲得改善，引發另一場偷孫中山銅像的「革命」。《行》的對白精警，編劇透過偷銅像的中學生在課室內靜思己過時的幾句說話，例如：「我阿爸的阿爸的阿爸都一樣貧窮」，「再這樣下去，我的兒子的兒子都會與我一樣貧窮」，帶出貧窮不單使他們飢餓，營養不良，還會消磨他們的心志，原來光輝的明天變得黑暗，原來充滿希望的未來變得絕望。台灣貧富懸殊的社會環境尚且如此，香港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現今香港的佔中行動已顯示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對社會的不滿日趨加深，與當年的孫中山一樣，努力尋求社會的改變，應是年青人的渴望和期盼。因此，為年青人提供更多發展事業的機會，不單是台灣政府紓緩基層不滿情緒的要務，這亦是香港政府的扶貧委員會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