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與非法地犯罪 曉龍

在後現代複雜的社會內，一個人是否真的在犯罪，實在難以說得清。因為政府可能賦予尊貴人士無上的權威，能做一些道德上「不合法」而法律上合法的事情，這正如《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與《移動迷宮》的實驗室主管，在世紀病毒和災難面前，拿平民百姓做實驗，試圖找出問題的解決辦法，在進行實驗的過程中，有些對社會貢獻不大的人有所犧牲，肯定在所難免，由於這種犧牲是為了全人類未來的幸福著想，故這些人需要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從人道主義內每個人生而平等的角度分析，此實驗肯定違反人道主義，甚至妄顧社會公義，在道德方面犯下大錯；不過，從法律角度分析，政府賦予有關機構的專業人士進行實驗的特權，是為了避免人類走向滅亡，當實驗獲得成功後，因病毒或突發性災難而引致的死亡人數便會迅速減少，站在政府的角度而言，犧牲一些對整個社會「價值不高」的人以換取全人類的幸福，代價不高而成效甚大，故法律之內人人平等的原則可以放棄，所謂人類生而平等的「幻夢」亦可以捨棄，在人類能持續發展的大前提下，少少的犧牲實在不足掛齒，壯烈犧牲的接受實驗者應感到「自豪」和「光榮」。

分析至此，整個社會似乎很黑暗，政府似乎很醜惡，身份和階級亦可能是值得千刀萬剮的罪，幸好人除了需遵從法律外，還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良心和道德感。這就像《亡命救參》中的男主角史格達，在捉拿罪犯的過程中，誤殺小女孩，他深受良心的責備，為了贖罪，竟辭去警員一職，並費盡餘生的精力，運用自己的方法去撲滅罪行。此充滿道德感的事例，證明人類懂得以自己的良知判斷行為的好與壞，言語的是與非，這明顯是教育的成果，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傳授，能使人類學懂自身在法律以外，亦應遵循社會規範行事，片中史格達屬於較年長的一代，可能年青時在學校內曾接受正規的道德教育，故他誤殺女孩的行為備受良心的譴責，甚至終生不能脫離此陰影，此縈繞不斷的「噩夢」，對他身為上一代的道德主義者的身份而言，良知的意識較強，自我反省的程度較高，此「噩夢」對他造成長時間而連續不斷的困擾，實屬合情合理。

《移》的末段內實驗室的管理者冠冕堂皇的做實驗的藉口，與《亡》內史格達自我指責的行為，形成顯而易見的強烈對比。因為前者做一些滅絕人性的實驗，卻從沒有對犧牲的人感到惋惜，亦不曾因自己的行為而感到萬分懊悔，反而認為自己有救助世人的偉大貢獻，更會獲得後人的尊崇和歌頌。這種違反道德的「合法」行徑，經過政府官員種種刻意的「包裝」後，變得「美麗」而「可敬」，還有一種自我麻醉而為下一代著想的「精神勝利法」，把罪行變為德行，把歪理變為常理。相反，後者因能成功捉拿罪犯而獲得讚許，但誤殺行為的本身為他帶來罪疚感，本來動機良好的德行可以變為罪行，現今社會上「勝者為王」的定律，使他能獲取成功，但其對道德的自我覺醒，終使他需要面對自己的「真面目」，並需要在人生未來的日子內作出補償，故他戒酒的步驟與查案的過程並列地出現，證明戒酒與查案同樣屬於自我救贖的範疇，兩者的性質雖然不同，但其動機和主要的目的卻同出一轍。由此可見，現今社會內的灰色地帶數之不盡，有時候，合法大規模而「趕盡殺絕」的行動可能比非法暴戾的血腥行為更「恐怖」，更令人髮指，甚至更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