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天下之樂而樂  曉龍

      現今不少年青人總以自我為中心，受西方的個人主義影響，他們經常在別人面前強調自己的需要。例如：他們常說：「我要爭取自己的權益。」「我需要獲得別人的尊重。」「我憎恨那位說三道四的朋友。」從自我出發的後果，就會不了解「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真諦。當自己未能得到渴望擁有的東西，就會鬱鬱寡歡，看見別人得到的比自己更多的時候，就會心存嫉妒，使原來的憂愁倍增，永遠不能得到快樂，因為自己一定能找到比自己得到更多的擁有者。譬如自己每月獲得一萬多元的收入，總希望未來會像身邊的人一樣，成為賺取兩萬多三萬多元的專業人士，獲得三萬多元後，又渴望得到四五萬元，如此類推…… 不知足的人，經常都會對自己的遭遇心生怨憤，但知足者卻會安於現狀，為自己每月獲得的一萬多元而感到慶幸和感恩，不單不會埋怨，反而會感到快樂，《那年遇上世之介》中的世之介就是這種樂觀的知足者，他知足的個性不但令自己快樂，還會感染別人，使他們時常感到愉快。
 
     無可否認，《那》是日本版的《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同樣講述大學生的生活，同樣探討他們如何善用/消耗自己的青春，《那》的與別不同之處，在於世之介樂於助人的精神。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高速起飛，社會欣欣向榮，但年青人逐漸趨向個人化，用盡所有方法爭取自己的利益，以自己能得到多少為唯一快樂的指標，但世之介的樂觀和積極卻建立在助人而得到的愉悅和滿足感上。例如：他把錢給予遇上經濟困難的大學好友，讓好友能善用這筆錢，養育「意外地」擁有的親生女兒，這種「無私的施予」好像很愚蠢，但他卻因好友能解燃眉之急而獲得快樂，好友得到他的物質支援，亦頓時感到安慰，他與好友同時感到愉快的「雙贏」局面，使他走出個人主義的「牢籠」，奔向集體主義的「自由空間」。由於他懂得替別人高興，即使自己的遭遇如何坎坷，命運如何不濟，但仍能找到快樂之泉，因為在他身邊的人中，總有部份同行者有良好的際遇；在遇上的人中，總有部份偶遇者有較佳的命運，在別人身上找到快樂，就是「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諦所在。
 
     世之介樂觀的人生態度不受時空所限，他的同伴和曾經遇上的人，即使相距十多年，仍然會惦掛他；他「我為人人」的行為，其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在於他的同伴和曾經遇上他的人即使身處異地，仍舊對他過往的行為刻骨銘心。例如：他大學時代的女友在畢業多年後，經常到非洲公幹，但不曾忘記他，把其「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應用在自己的工作上；另外，曾獲得他幫助的好友在畢業十多年後，即使已是成年人，擁有自己的家庭和女兒，但仍不時記掛著他良好和「捨己為人」的行為。由此可見，世之介在片中不是一個普通人，是偉大和無私的象徵，於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擁有這種個性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十分罕見，其為他人而犧牲自己的行為更是絕無僅有。故他的存在，可以是理想的實現，亦可以是尚佳行為的最高指標，更可以是現今自私自利的年青人的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