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少女視點看愛情    曉龍

青春電影通常都喜歡從男性角度看愛情，描寫他們對愛情的好奇、疑惑和得不到愛情的悵惘，並涉及性的描繪；由於這些描述有很廣泛的共通性，故男性觀眾能在此類型的電影內找到自己的影子，在觀賞電影的過程中會心微笑，並尋回自己在青年階段裡的集體回憶，擁有一種跨時代跨地域的認同感。《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大受亞洲觀眾歡迎，並非偶然，因為亞洲人雖然包括不同的種族，但都有一種共同的集體回憶，例如香港人與台灣人的生活習慣與習俗傳統完全不一樣，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裡都曾有相似的喜好和共同的體驗，兩地的人同樣喜愛聆聽張學友主唱的《吻別》，兩地的男孩亦同樣有愛上同一女孩的經驗，更同樣會「聯群結黨」地在學校內街道上四處「混混」，故《那》在亞洲區內票房報捷，實非無因。而現時另一台灣電影《星空》用上《那》內「相異性別」但同一類型的賣點，改以少女的視點看愛情，希望運用類似的手法取悅亞洲區的女性觀眾，以「少女情懷總是詩」的浪漫筆觸感動她們，使她們像《那》的男性觀眾一樣，在影片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星》中的少女小美進入青春期後，與身旁同齡的同學一樣，對愛情充滿著盼望和夢想。她愛上轉校生小傑，並非因他俊朗，亦非因他聰明，更非因他幽默，她對他的愛只源於一種難以說明而莫名其妙的感覺，這種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更非理性思維所能詮釋，是一種仿如「與生俱來」而不可能解釋的親密關係。台灣一直奉行資本主義，部份人以功利的態度對待愛情，相信緣份與擁抱真愛的年青女子少之又少，《星》中的小美處於初中階段，可能未受資本主義「薰陶」，仍竭力追尋心底內理想的愛情，這種單純天真的戀愛觀很大機會在成年階段內已不存在，但亞洲區內十多歲的觀眾可能在片中看見自己，二十多歲的觀眾可能藉著此片懷緬十多年前純真的愛情世界，三十多歲的觀眾可能透過此片認識和了解現時新一代的少年人。因此，筆者相信《星》與《那》同樣能讓亞洲區的觀眾在視聽層面上感同身受，以片中與自己成長階段內相似的經歷為進電影院的誘因，甘心樂意地在《那》之後觀賞另一齣感動人心的青春片。

由此可見，《星》除了展現星空美輪美奐的空鏡，女主角徐嬌散發的青春氣息外，還能勾起年青觀眾不可能欠缺而又難以忘懷的集體回憶，這就是幻想/現實世界中的戀愛經歷。這種青春電影的主題在中外影片中屢見不鮮，但真正能做到觸動心靈的佳作卻少之又少。如今的《那》和《星》不單能以其與現實世界內很大可能出現的共通性經歷引起觀眾的興趣，還能為他/她們提供不一樣的夢，這就是緣份的巧合及其不可抗拒所帶來的甜美夢境，以及殘酷的現實世界中不可能存在的虛擬幻影。《那》中柯騰親吻沈佳儀的幻想，以及《星》中小美在成年後偶然於巴黎的小店內遇上小傑的結局，正好徹底而圓滿地說明電影呈現夢境和現實的雙重重要性。

【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是賽德克語，解作「真正的人」，也是世代居於台灣高山上原住民對勇者的稱謂。看過電影後，筆者覺得【賽德克∙巴萊】更是一種精神，是堅毅、勇猛、強悍、寧死不屈的精神。就是因為賽德克族人與生俱來擁有這種特質，令他們受日本人統治期間不甘於苟且偷生，毅然發動台灣歷史上有名的「霧社事件」，也令他們面對強敵無懼生死。他們不是戰死就是自盡的行為，連日本人也自嘆不如，慨嘆要在族人身上，才看到消失已久的武士精神。

電影改編自發生在一九三零年的「霧社事件」。當年在日治時期，受制於日本人定下的理蕃政策，原住民被迫放棄狩獵、農耕、編織等部落生活的傳統，男的服勞役，女為幫傭，他們受盡壓迫凌辱，在幾起衝突事件的導火線下，以「莫那∙魯道」為首的族人發動抗日行動，令日本人死傷過百人，也因此招致日本人駐重軍還擊。與其說劇情改編自歷史事跡，倒不如說魏德聖導演把歷史的始末徹底地搬上銀幕更為貼切，因為他沒有放過任何章節段落，把每滴血淚化成畫面，呈現在觀眾眼前。觀影感覺猶如在翻揭一本活動的歷史書籍。

戲中，強弱陣勢隨劇情不斷轉移 : 「莫那∙魯道」率領的「賽德克族馬赫坡社」對其他社群來說是長期的威脅，但面對日軍的攻佔，頓成強弩之末 ; 日本人佔領霧社等地，以為可以凌辱欺壓方法治理族人，誰知逼虎跳牆，結果來個玉石俱焚 ; 日本軍隊駐千軍持萬「炮」，族人才出動三百勇士，表面上是強弱懸殊之戰，然而，日軍對抗的不只是勇士，而是己方不擅長的天然環境。勇者無懼，再借助險峻的群山、茂密的林木作掩護，頓時令日軍節節敗退。可惜的是，最擅戰的勇士，最後也敵不過日本人投下的毒氣彈。魏導以緊密連綿的畫面和快捷的剪接率，加上演員的矯健動作，令幾場戰役劇力萬鈞。刀光四起，敵人頃刻身首異處，槍林彈雨，千軍被一掃而倒，戰役此起彼落，上下兩集合共四個半小時完全沒有半點冷場，看得人血脈沸騰。

史實以血淚撰寫，電影則以汗水拍攝而成。億元巨製，資金鮮用於近年盛行的電腦特效虛幻場景，反而花精神和時間在搭建實景上，務求營造出強烈的真實感。族人為守護自己的文化和信仰而戰，魏導則透過電影，也守護着他們的風俗文化。所以在戲中，導演毫不吝嗇地加插他們的民謠和舞蹈，讓觀眾深受其感染。幾幕畫面設計亦充滿寓意 : 戰機在森林上空飛過，預告了即將開展一場文明與原始的博弈 ; 漫天開滿殷紅的櫻花，預示了即將血染台灣高地。角色方面，沒有起用有票房保證的演員，反而擁有原住民血統才是先決條件，至於日本將領家眷，也全由日本演員來擔綱，所以全體演員演來沒有半點矯揉造作。看着原住民每個人都黑實健壯、身手敏捷，在森林中躍動奔馳如履平地，來如風，去如電，驚嘆現實生活中的他們縱然被文明洗禮，但內心本來就是屬於大自然。少年「莫那∙魯道」年少氣盛，中年「莫那∙魯道」不怒而威，兩位演員大慶和林慶台都甚具氣勢，不過筆者認為最難演的，是兩位自少受日本教育，長大後取了日本名字的賽德克巡察「花岡一郎」(徐詣帆 飾)和「花岡二郎」( 蘇達 飾)。他們身披日服，體內卻流着賽德克的血液，面對族人起義，內心縱不支持，但血統卻並不容許其反叛，左右為難，無助感填滿胸膛。

沒錯，對賽德克族下一代來說，自小便適應了日本人帶來的文明，覺得已活在和平盛世，為何還要走回蠻荒之路。所以徐若瑄飾演的二郎妻子，在慌亂中被救出時便劈頭質問父親為甚麼要「出草」(起義的意思)，又如一郎選擇了結生命的方法，竟是日本人武士式切腹… …這些都是對賽德克族人發起「霧社事件」的一種否定。然而，於「莫那∙魯道」甚至許多賽德克族人而言，太平文明只是表象，要他們摒棄傳統和自由委屈於太陽旗(日本旗)之下，實在比死更難受。也許血祭祖靈只是借口，找回族人的尊嚴亦然，他們其實是無法面對祖先靈魂，覺得辜負刺在額上與下巴的圖騰。從來求死容易活着才難，他們明知必死仍要一戰，某程度上是取了一個容易的了結方法，既然無法改變時代，唯有一死以謝天下，因為好死總好過賴着活。

無疑，戰爭都是可怕的，因為不論你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強者還是弱者，總之站在對頭的就變成敵人。為保衛家園而戰是迫於無奈，為覬覦別人資源領土而發動戰爭，讓本來可以做朋友的人處於對立位置，令生靈塗炭，則比野蠻更為野蠻。日本人口口聲聲稱自己為文明人，斥責原住民為野蠻民族，但是日本人四出侵佔別人土地在先，一千步責五十步，誰才最野蠻，一目了然。

其實賽德克族人的精神也可以用於形容魏導演的毅力。因為他對這題材的執着，竟舉債拍成五分鐘的試片，當時對能否找到資金，在不肯定票房和觀眾喜惡的情況下開拍，其瘋狂程度比得上「莫那∙魯道」率領族人殺日本人一個片甲不留。因為導演的堅毅，加上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電影在台灣空前成功，除了重新喚起台灣人的民族意識，也令本來對「霧社事件」一無所知的我願意找來歷史一讀。看過史實，或許我們後世人對當年的起義行為不表認同，而且心中也不禁起了個疑問 : 不知現在在彩虹橋上的「莫那∙魯道」是否依然覺得這些犠牲是值得，也不知他會否為當年的決定而後悔。不過可以肯定的是，若然當年「莫那∙魯道」和賽德克族人選擇苟且偷安，他們的確不會飽受如此慘痛的經歷，也不會導致幾近滅族的後果，但是同時他們的精神也不會長存下來受到後世人歌頌，更遑論會有《賽德克∙巴萊》這部偉大電影的出現。

祁佳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