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枉過正的專制管治

王雍

大和民族貫徹自己一直以來的悲觀意識，經常在死亡的題旨上兜兜轉轉，繼《下一站，天國》、《大逃殺》後，日本人在死亡面前的恐懼和膽怯，背後的戰慄感和危機感依舊強烈，今趟導演瀧本智行創作一齣改編自同名漫畫的《死亡預告》，進行極端悲觀性的假想，把日本人放在一個死亡隨時來臨的世界內，直截了當地向大和民族發出警號，以強調生命的珍貴價值及其無可取締的重要性為借口，「明目張膽」地進行滅絕人性的集體大屠殺，或許此辦法真的能叫人認識和了解生命的可貴，但不擇手段以求實現目標的冷酷手段是否可取？此違反社會規範和道德原則的專制管治模式會有效解決自殺率急劇上升的社會問題還是會製造更多難以預知的嚴重後果？此世界內日本政府官員制定「國家繁榮維持法」背後的思想實在難以估計，動機與目標毫不匹配，背後堅持的理念亦屬匪夷所思。

如果突然有人問你：生命只剩下最後一天，你會怎樣度過？這道表面上看似簡單實際上卻異常複雜的問題，不同年齡、階層、身份和地位的人可能會有千差萬別的答案，每個人在自己不同成長階段中給予的答案亦可能有極大的差異。《死》的創作人著力描繪年青人在得知自己快將死去之前如何善用自己的一分一秒，有人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在電視節目內表演至最後的一刻，其對理想的堅持，對生命的熱情，使觀眾動容，不單對他寄予無限的同情，亦對他的行為引以為傲。有人本就厭惡自己的一生，得知自己快將死去時仍然無動於衷，不甘心被卑鄙的政客母親任意利用，只好用暴力解決問題，最後提早死亡，旁人用憐憫的眼光看著他，使他成為不折不扣的受害者，政客母親施害者的身份完全曝光，選舉自然大敗，絕對性地成全以惡報惡的結局。有人得知自己快將死去時，願意捐出自己的眼角膜，以補救妹妹的器官缺陷，此犧牲自己以求成全他人的情操，亦教旁觀的第三者感動流淚，其善用個人軀體的心志，亦提醒旁人「人為地」製造死亡的可怕，在死亡還未來到自己身旁前，理應無情地譴責「國家繁榮維持法」。

如果《死》的同名漫畫創作人真的把此法例應用在現今的社會內，一定會製造多於解決問題。於各國政府高舉民主和自由的今天，在不少屬於第一世界的國家內，人民是領導者，政府反受人民操控。自從1783年美國革命取得成功，至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美洲及歐洲人已享有高度的民主和自由，像《死》中的專制政府已不存在，假如日本要在國際政壇上分一杯羹，必定要跟隨西方國家的政治思想，最多只能讓《死》中的專制政府成為睡眠過程中的夢魘，想像歷程中的幻覺而已！

希望與慾望的滿足與落空 曉龍

希望在特定的時間和環境下很大可能轉化為慾望，當希望未能獲得滿足時，源於人類原始的心理需要，亦從心理高速延展至生理層面，讓心底內正面的價值觀和積極的人生觀成為助人自助行為的動力，把希望付諸實踐仍然是終生不變的死前目標；相反，如果人類只對希望未能獲得滿足的實況自怨自艾，運用反面的違規方法把希望延伸至慾望，整個社會可能必須承受極嚴重的破壞，為了滿足慾望而不理會他人感受的罪犯更是由此而生。《証人》中謝霆鋒飾演的唐飛對誤殺女童一事感到萬分內疚，希望拯救她的妹妹以作出補償，但因他衝動和急躁的個性，為他人求存的希望輕易轉化為滿足個人心理需要的慾望，長時間揮之不去的罪疚感亦輕易轉化為個人憎恨和憤怒情緒的無限延伸及隨之而來的爆炸性行為。

命運的題旨雖然操控全片，但《証人》最值得細心閱讀之處卻在於人性由善轉為惡的急速變化過程。唐飛胸懷大志，擁有伸張正義的理想，偏偏命運弄人，雖然成功實現逮捕罪犯的終極目標，但助人救世的希望卻徹底落空，原來剷除罪行的善心在憎恨和憤怒的煎熬下，卻輕易使自己走進深不見底的「地洞」，由冷靜的警探變為濫用特權的「狂徒」，在道德層面上變為惡而欠缺足夠能力返回善；張家輝飾演的洪荊擁有相似的經歷，他因意外引致自己雙目接近失明，妻子癱瘓，源於照顧和養育妻子的責任感，迫不得已衍生賺取大量金錢以履行丈夫職責的善意，以求滿足男性在社會內「克盡己職」的希望，但自身衝動和急躁的個性卻使他誤入歧途，綁架小女孩以謀取利益的行為，證明他受不住外在的引誘而決定以邪惡的手段實現滿足物質需要的原始慾望。由此可見，善轉化為惡的關鍵，在於個人控制情緒的能耐，以及自身對個人命運的滿意程度，不滿時控制個體宣洩性行為的技巧，以及增加滿足希望和理想的正面能量是否有效壓抑情緒無限度擴張和失控以致慾望掩蓋一切的負面能量。

到了最後，天扮演上帝的角色，發揮賞善罰惡的功能；以灰暗藍天為主調的空鏡，彷彿暗示洪荊對自己的命運不滿，為了改寫自己的際遇，只好一步一步地從天衣無縫的「人間天堂」走進深不見底的「萬丈深淵」，肆意把合情合理的希望擴展為不設實際的慾望，天成為一位見證著他不斷犯罪的「証人」，與唐飛從善變惡的經歷一脈相承，可見導演林超賢拍攝一齣商業化的動作片之餘，還銳意解決一般港產片內容空洞的問題，嘗試透過命運的題旨深化影片的可觀性和可讀性。

從此中國人真的能站起來嗎？

曉龍

導演徐小明憑著滿腔熱情和愛國心，嘗試把武術和運動放在同一齣電影內，希望藉著《奪標》激發觀眾對自身民族濃烈的歸屬感和認同感，讓他們了解中國人奮鬥的歷程，如何訂立自己的目標，怎樣透過團結和合作以實現整個民族的共同理想，在動盪不安的歷史環境下，如何藉著體能鍛鍊以奮發自強；在被壓迫被侮辱的情況下，怎樣透過體育表現自我，以求挽回中國人在國際社會內的面子，繼而重新建立久已遺忘的民族自信。

說《奪標》道德正確，此言論毫不誇張，創作人把傳統的運動家個性和風度放在電影內，讚揚永不言敗、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堅持和決心，對張衛健為了取得奧運會內珍貴的表演機會而努力練習武術的行為大力表揚；又在同一時間內貶抑不願服輸而輕易放棄的態度，對短跑女選手因一次失敗而自動自覺地遠走他方的行為大力鞭撻。這證明創作人對現時運動員低下的道德水平深表不滿，以片中正反兩面的事例，說明實現目標的自信和堅持理想的百折不撓精神乃運動員獲取成功的必要條件。

不過，片中一位頸椎骨受損的運動員為了在比賽中「戰勝」外籍運動員以致意外死亡一事，充分表明創作人刻意在片中投放大量民族情感。當時正值日本侵華時期，中國人成為國際社會中的「弱勢社群」，從自信、自滿變為自悲、自憐，要重新提升自己的身分和地位，必須善用各種機會，以向外界宣揚自己雄厚的實力，重拾昔日的聲譽和光榮。奧運會是運動員的「戰場」，亦是「兵家」必爭之地，片中那位犧牲自己而保存中國人面子的運動員，顯然深受預備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強烈的民族情意結影響，甘願無怨無悔地走上自我毀滅的道路。

片末大力宣揚中國運動員在今屆奧運會中獲得的輝煌成就，取得金牌的總數為世界之冠，除了美國，整體的獎牌數字亦超越其他國家。表面上，中國已躍升為世界一大強國，能呼風喚雨，亦能「戰勝」美國而成功奪取體壇一哥的身份和地位；實際上，食品製造過程的弄虛作假，樓宇質素問題，冒牌商品充斥市面的現象，使外界不可能不認同中國至現時為止從未擺脫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有些地區甚至仍處於極度貧窮的狀態。《奪標》的創作人銳意提升民族自信，本來出於一番好意，但現實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卻有力地說明他們一廂情願地對中國人自傲和國家強大的希冀和盼望，其背後的天真和無知，亦表明他們妄顧眼前多不勝數的缺失和錯漏，只盲目地走向美滿和一塵不染的仙境的執著和妄想！

神聖是憂鬱的

小浪

內心世界是一個難以捉摸的充滿了矛盾的世界, 既存在著統治的慾望與寬恕的潛力；又同時崇尚著神聖和凡俗。

影片以一起意外車禍為開端，老闆賽維特在深夜裡開車回家，卻不慎在滂沱大雨中撞死了人; 他的司機尤波為這起意外命案來頂罪, 他期望能以自己小小的犧牲，為長久經濟拮据的家庭換來一絲溫飽。老闆賽維特應允在這期間照顧他的一家,並為此支付一比可觀的回報。然而司機妻子卻禁不住老闆的引誘而出軌。她為的不僅是肉體的滿足，更是因為這使她逃離了那久久以來令她沮喪不已的困窘現實。兒子伊斯麥面對父親的入獄、母親的偷情，將一切的虛假與謊言都看在眼裡，並將所有的秘密，一一換成了為了滿足自己物慾的手中籌碼。四個簡單的角色將癡迷、情慾，貪婪、欺瞞淋漓盡致的呈現在我們眼前。

似乎司機尤波的麻煩是咎由自取, 是他一手將自己的家毀掉了,但其實他的選擇理論上是最佳的,唯獨考慮不周的是道德觀念產生的另類影響, 並且他更無法設想家庭其他成員(妻兒)的選擇會是如此出乎他的意料。在他發現了這一切的真相後, 他怎麼面對這個難堪的局面？他又有什麼可選擇 ……? 最後, 一個三人都可能涉嫌的命案發生了-老闆賽維特死了，兇手是誰大家心中有數，但問題是要怎麼解決這件事？他們面對著一如當初老闆的問題,像又回到了輪迴的開端,但還會有尤波當初那種天真的選擇嗎？

在充滿矛盾的內心世界去做一個所謂的“適當”的選擇遠比想像中來的困難。誠然, 影片中的角色面臨的是一種 “極端”狀況, 但實際上, 大到臺灣扁家貪汙洗錢案所涉人事, 小到家中的夫妻緊張關係都可能隱藏著意料不到的危機而導致那崩潰的局面。

導演以「3隻猴子」為片名，去寓意那無法說得清的矛盾世界！整個影片的畫面美麗而詭譎, 充斥著壓抑和憂鬱。

與其說人類的憂鬱因道德或宗教信仰而變得神聖, 不如說神聖本身就是一種憂鬱。

2008年第61屆康城影展的最佳導演獎

突如其來的偶然，顛簸不定的命運

曉龍

為突如其來而突如其來，為顛簸不定而顛簸不定，導演高安兄弟在偶然命運的建構上總有自己的過人之處。繼《二百萬奪命奇案》的社會諷刺後，高安兄弟再次出手，以種種傻人傻事塑造中年男女的瘋人瘋語。神經質的瘋漢遇上單純正直的傻男，能產生什麼化學作用？寂寞孤單的中女「芳心」遇上開懷樂天的中男「善心」，會產生良性還是惡性的後果？觀賞《CIA光碟離奇失竊案》，有趣之處正在於上述問題的爭議性和神秘感。

型男變笨男，佐治古尼和畢彼特為演戲而犧牲，破壞自己在觀眾面前長年累月塑造的型男形象，決心破格演出，甘於成為高安兄弟桌上的棋子，任由他們擺佈，在命運的漩渦內兜兜轉轉，忽爾因自己幸運的遭遇而樂天知命，忽爾又因面對中年人危機而忐忑不安，兩位笨男仿如你我他一樣的普通人，安於現狀而欠缺野心，但總遇上突如其來的顛簸命運，因CIA光碟一事而無端地捲入神秘的政治風波，畢彼特被殺的偶然，正諷刺一般人的非一般命運。在現實社會中，大部份平凡人皆渴望自己能過著平淡安穩的生活，不願意看見洪水猛獸，亦不願意聽到驚濤駭浪，但身邊事情始料不及的變化卻令他們不得不在洪水猛獸面前剛強壯膽，不可不在驚濤駭浪之中掙扎求存！

一直以來，高安兄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性，運用極端的手法折射社會和人性的陰暗面。《CIA》中有人視殺人為罪惡滔天的罪孽，有人視死亡為類似喝茶吃飯的等閑事，正由於不同觀點偶然地交織在一起，才形成今時今日多元的美國社會。片中所指的陰暗面，在於人類第一次面對死亡時心理上可能要承受沉重的壓力，第二次面對同樣情況時可能仍感到惶恐不安，至第三次已習慣成自然，就像兩位CIA職員竟用平淡的語調帶出整件事，沒有一點哀傷，亦欠缺一絲憂愁，人性恐怖嚇人的一面正在於此。麻木的社會塑造的「機械化」人格，缺乏同情和憐憫之心，愛與情更是蕩然無存，嚴重問題背後腐敗的教育制度，百孔千瘡的家庭管教模式，當中披露的社會危機，以及個人品格培育的匱乏，使美國無可避免地成為現今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罪惡溫床；美國政府對犯罪行為和社會治安的高度關注，其對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的追尋，必定會成為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的當務之急！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可卻沒人贏得勝利。

冬雨

這是部讓人發笑的黑色幽默悲劇，所謂的「機密檔」搞得所有人雞飛狗跳，一不小心死了也不知為何捐軀。然而，人生或就是這樣殘酷，不論你如何與世無爭或老老實實過活，身邊的人都可能無意中把你送入地獄。

「秀身健身中心」的女職員蓮達（法蘭絲麥杜曼飾）認定唯有整型才能使她找到一個成功人士從而改變她的命運，不惜四處借貸，甚至自以為是地以無意獲取的所謂「機密文件」敲詐當事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俄羅斯，將同事阿卓（畢彼特飾）和真正深愛她的健身中心經理阿德（李察贊堅斯飾）的性命斷送掉了。她所約會的那個成功人士聯邦法警夏利（佐治古尼飾）是個情場浪子，同時又是個懦弱膽小的偽君子，他讓這場混亂不堪敲詐案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唯一令人同情的反而是當事人柯治（尊麥高維治飾），被上司以荒唐的理由辭退；妻子又背著他出軌，還偷走了所有存款準備與情人夏利私奔；最後又因為他那張沒用的光碟捲進了這個荒唐的敲詐案中，在盛怒之下把健身中心經理阿德誤認作是太太的秘密情人而殺掉了，同時亦把自己的性命賠上了。

影片諷刺現實中自命不凡的普通人，在欲望當前的時候，以為自己做出了正確的決定，實際其行為卻徒有偏執、笨拙、沒有邏輯和衝動。最終得到的失控結局仍是因小失大的小人物宿命。

我們總是在知道了結果之後，才發覺當初的自己做出了多麼愚蠢的決定，所以既使真的不凡，也別自信過了頭，免得惹上帝發笑。編導借中情局長官與下級之間的搞笑對話告誡大家，這世界的遊戲規則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管誰對誰錯，不管發生了什麼，只要最後該清理的都清理乾淨了，該打發的都打發了，就完事大吉了。

新舊拼貼的城市景觀

曉龍

大多數人預期的未來世界，均具有五光十色的城市景觀，車水馬龍的公路，七彩繽紛的霓虹光管，全都是美麗的未來國度所應有的景象；《e煞絕地逃亡》的創作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他們塑造的未來世界，仿如一個難民城市，雖然有新穎的機械設計，但整體的城市景觀與六七十年代的情況差異不大，市民過著簡單的生活，沒有奢侈華麗的佈置，亦沒有繁華璀璨的夜景，只有平平無奇的中型商業大廈，以及簡陋破舊的市集。所謂物極必反，《e》中的地下城市，正是地球表層被廣泛摧毀後苟延殘喘而由居民努力營建的理想居所，欠缺豐富的物質生活，亦欠缺高尚的生活享受，只有原始簡樸的基本生活，以及衣食溫飽的生活保障，居民未曾對自身的生活環境作出強烈的控訴，亦未懂得推翻無憂無慮的優質生活大前提，只知隨寓而安地過活，或許這是「簡單就是美」的精華所在！

其後操控光源的發電機走到它生命的盡頭，人類為了繼續生存，必須另尋出路。在地下城市中大部分居民的心底內，e城是他們唯一可以生存的城市，在e城以外，沒有別的城市，年青人杜恩和蓮娜勇於衝破大部分居民的思想界限，認為地下城市以外仍有其他的生存空間，無需被動悲觀地接受e城被滅絕的危機。例如：他們在地下水管系統內進行探索，尋找「逃出生天」的路線，舊式水管系統與新穎思想模式的拼貼，讓未來世界經歷一次危中有機的歷程，他們樂觀積極的個性，恰巧與其他居民消極而不知所措的個性形成強烈的對比；他們把自己的夢想徹底實踐的勇氣和決心，亦與其他居民埋怨無助的心理狀態形成強烈的反差。因此，他們的成功，根本就是新式思維取代舊式規範的結果，這亦是新穎思想與舊式社會互相碰撞而自自然然產生的良性影響。

近年來，末世電影幾乎成為世界性的潮流，《e》從悲觀走向樂觀，從消極走向積極，最後杜恩和蓮娜離開地下城，發現地上有其美麗可愛的一面。究竟我們應否對末世持有反傳統的樂觀思想？應否撇除舊有的思想限制，奮勇地向未可知的方向進發？應否相信偏離正軌的意見，以求在危難中找到難得的機會？應否跟隨違反常態的另類行為，以求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上述問題的答案可能因人而異，筆者相信其未可知及不可知的成分甚重。

傳統與現代

小浪

《五月碧雲天》不是在講一個故事，而是一段經歷又或是一些觀察和感觸。從城裡回鄉的導演，要拍一部家庭電影；9歲姪兒希望擁有一隻能放音樂的手錶，答應祖母40天內不摔破口袋裡的雞蛋；要一個9歲小男孩呵護這隻雞蛋40天在他口袋裡而不破，這擺明是不大可能做到的事，但若他能做到便可實現一個願望—擁有一隻能放音樂的手錶。他在第20天後，幫鄰居送番茄的路上弄破了這隻雞蛋；看到導演助手有個會放音樂的多功用打火機，小男孩改變願望了，但當導演助手將此打火機送給他後，小男孩對他自己究竟要什麼願望開始猶豫起來。年輕的表親不斷轉換工作，沒有一樣能幹得長，不斷懇求導演為他在伊斯坦堡找份時髦工作，只因內心的浮躁而喜新厭舊。父親是個傳統執著的老人，全副精力花在打理和保護他的那一片小樹林上，聽說政府欲將土地另謀其途而將之砍伐，除了去信理論，更不惜搬至樹林裡去住，以圖監護及阻攔政府的砍伐。

喜歡Nuri Bilge Ceylan的作品，是因為他擅用畫面寫散文；在如詩的畫面深處，又能讓人感觸到土耳其傳統文化中的美與善。在影片中老、中、青三代人的關係正是傳統與現代衝突的一種表相。傳統在影片中所表現出的是認真、堅韌不拔/執著和耐性；現代在影片中所表現出的是浮躁、喜新厭舊和盲目的追求/把握不定的願望。我們會像那個9歲小男孩祖母那樣教孩子學習平靜和耐心嗎？還是給他們一個更加浮躁、盲目炒股、欺騙又輸不起的榜樣？

昨日參加三聯書店六十周年慶典酒會，出席者來自中、港、澳、台兩岸四地，雖算人才依然鼎盛，但他們大都是白髮蒼蒼的前輩文人。一些紀念展品和掛貼在兩旁衆多賀帖的文字卻見證著我們正失去文字的傳統。

其中之一：「現代影像有正逐漸取代文字的趨向，這是非常危險的……。」

—李歐梵

影片獲：2000 伊斯坦堡國際電影節最佳土耳其電影、觀眾大獎、國際影評人獎
2000 柏林影展競賽作品

2001 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導演

是理智的瘋還是可笑的狂？

一般而言，超人是虛幻以至現實世界中的英雄，電影中的超人無所不能，英明神武，上天下海，飛天遁地，才能在普通人之上；現實社會內，累積大量財富而受人尊重的商人，在很多時候被視為超人，例如：李嘉誠被稱為李超人。韓國電影《我的超人男友》中的超人，精神有點問題，欠缺超乎常人的能力，亦缺乏特異功能，只有伸張正義的遠大理想，一顆同情和憐憫之心，以及活像超人的膽色和勇氣。黃政民扮演的「超人」，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不理會自己的安危，在火災現場勇救小女孩；對小動物充滿愛心，勇救處於困境的小狗。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在現今的社會中，可謂匪夷所思，亦算是難以置信。

究竟我們在什麼時候需要超人？是動蕩不安的困境？是治安朽壞的社會？還是心底內極不如意的情緒狀態？根據西班牙作家賽凡提斯所言，「你有什麼？理智的瘋，還是可笑的狂？」，從常理而論，超人有責任解決俗世的難題，不應該擁有理智的瘋，更不應有可笑的狂，瘋狂是感性的形容詞，與理性的超人毫不相配，但《我》的導演鄭胤澈偏偏把瘋狂二字放在超人身上，他充滿著幫助別人的熱情，亦「瘋狂」地拯救世人，使他們免於危難，亦令整個社會重見光明。如果我們把「人人皆可成為堯舜」應用在《我》內，就會發覺「人人皆可成為超人」乃不爭的「事實」。因為片中的超人腦袋內有一顆子彈，比常人多一種缺陷，卻沒有輕易放棄自己，反而努力造福人群，讓世人欣賞他，稱頌他。當我們時常埋怨社會未能給予自己需要的東西時，我們又曾否想過：自己能給予別人什麼東西？可對整個社會作出什麼貢獻？向他人索求時，我們會高估自己，自己得到的可能比自己真正需要的多；別人向自己索求時，我們會低估自己，自己給予的可能比他人真正需要的少。只要我們每個人時常向前檢討，就會發覺：「人人皆可成為超人」乃一蹴而就的理想，並非天馬行空而遙不可及的夢想！

「施比受更有福」，《我》中的超人施予的比接受的更多，付出的比得到的更大；他自我犧牲的行為，換來不少掌聲，亦得到普羅大眾的讚許，更應獲得後世的尊敬。我們時常認為英雄乃超脫俗世的「偶像」，要具有過人的天賦才能，亦必須具備崇高的品格。當觀眾看畢《我》後，便會發覺英雄是活生生的人，無時無刻活在你和我身邊，關鍵只在於自己是否懂得發掘自我世界中的英雄「本性」。

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