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個人都有一部屬於自己的「車」 曉龍
Drive My Car是一齣關於原諒與寬恕的電影,家福悠介(西島秀俊飾)得悉妻子音(霧島麗香飾)與演員高槻耕史(岡田將生飾)有染後,情緒低落,心情沉重,雖然沒有大哭大罵的激烈反應,亦沒有直接向她表達自己的不滿,但他不能原諒她,直至後來她突然腦出血死亡,他仍然不曾寬恕她。觀眾可能覺得很奇怪,原諒與寬恕是他需要學習的「功課」,而導演兼編劇濱口龍介竟安排她在被他發現有外遇後於短時間內死去,使他失去了與她討論自身感情生活及夫妻關係的機會,遑論可紓緩他們由於四歲的女兒因肺炎去世而造成的緊張關係。或許這齣電影想告訴我們:要抓緊每一個寬恕別人的機會,此機會隨時會成為「過去」,一旦沒有把握某時某刻的黃金機會,自己便會後悔莫及,甚至難以彌補。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一部屬於自己的「車」,如何駕駛,向著那一方向前進,全由自己決定,他自行駕車的過程,其實象徵自己思考、原諒與寬恕她的經過,在她剛剛去世後,他未能釋懷,陷於自我困擾的「迷宮」內,既找不到紓緩個人情緒的空間,亦尋不到稍顯光明的出路,直至他到廣島執導《萬尼亞舅舅》時,一切事情才有轉機。因此,這齣電影具有一定的普世性,不論種族和國籍,假如觀眾有原諒與寬恕的經驗,在至親離世前自己仍未曾饒恕他們,便很大可能會在觀影的過程中感同身受。
悠介抵達廣島後,在離劇院一小時車程的位置租房子暫住,劇場公司不批准他自行駕駛,他唯有讓公司安排的司機渡里美咲(三浦透子飾)駕駛自己的車,初時他萬分不願意,其後他發覺她的駕駛技巧純熟,遂讓她每天載他從他的家到劇院,直至其公開演出結束。他不再駕駛自己的車,正象徵他不再自困於其與已去世的妻子的關係內,並開始學習如何從第三者的角度看問題;他從司機變為乘客,正好讓他思考自己如何從別人的眼光看待他與她的關係,所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當他得悉她亦曾因自己小時候被母親虐待,至後來札幌的山崩事故發生時她沒有抓住機會拯救母親而後悔莫及,始知道他與她都有不容易原諒至親的人性弱點,同樣會因自己心底裡的仇恨而耿耿於懷。由此可見,他與她同病相憐,彼此安慰,是自己能對過往發生的種種事情釋懷的關鍵。
對至親的仇恨,與其說是自己對別人的傷害,不如說是自己對自己的虐待;因為這齣電影內初時悠介不能原諒妻子,導致他鬱鬱寡歡,亦沒有半點辦法疏導自己的情緒,以為時間會沖淡一切,殊不知兩年過去後,他仍舊偶爾想起她有外遇的事,造成他埋藏在心底內的鬱悶。即使他埋首劇場的排練,欲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依然會因演員彼此之間不檢點的私生活而想起她不當的行為,別以為自己刻意不去想她,她在世的種種事情便會「化為輕煙」,隨風而去,怎知道他自行駕「車」根本不能消解自身的煩惱,唯有與別人分享,請別人駕駛自己的「車」,才可使煩惱迎刃而解。因此,看Drive My Car,需要懂得聯繫影片的情節與自己相近的人生經歷,雖然它是日本電影,但不懂日語的國際觀眾都可依靠自己的生命歷練領略當中的涵義,這就像片中的《萬》由不同國籍和操相異語言的演員演出,仍然不會阻礙他們彼此的溝通和合作,因為每個人的生命就像一部「車」,不論這部「車」屬於甚麼款式和型號,我們當然可以自行「駕駛」,別人亦可以替我們代勞,其「國際化」的本質,正好與生命意識跨國界的共通性不謀而合。

對思覺失調症患者的關注 曉龍
近年來,探討社會及家庭問題的台灣電影不少,《瀑布》亦不例外。它以患上思覺失調症的母親羅品文(賈靜雯飾)的經歷為全片的焦點,講述她病發後有幻覺及幻聽,經常聽到瀑布聲響,這是片名的來源,亦是她最明顯的病徵。《瀑》的創作人刻意反映她病發的原因,她婚姻失敗,與丈夫離婚,他在外已建立了另一個家庭;加上整體經濟深受新冠肺炎影響,她原本在外商公司擔任高層,但因經濟問題必須面對減薪的壓力;且她的女兒王靜(王淨飾)是高中生,正值反叛期,因班中有同學確診新冠肺炎而被迫在家隔離,使她需要向公司請假照顧女兒,並須長時間與女兒相處,彼此的磨擦及衝突頻生,對她造成前所未有的人際關係壓力。她深受家庭及社會問題的煎熬,在壓力到達頂峰之際患病,在一次家中火災後始被發現患病,這反映台灣社區的社會及家庭支援嚴重不足,只在問題「爆發」的一剎那,社區人士才察覺問題的嚴重性,日積月累的問題,倘若沒有「爆發」,根本沒有任何相關人士會處理,遑論會「防患於未然」。因此,《瀑》中的品文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其他更多的精神病患者的病徵倘若不太明顯,不至於對別人/社會造成傷害,直至其死亡的一刻,可能仍然被隱藏,甚至被「活埋」。
很多時候,政府抗疫,只關注居民的生理問題,擔心他們染疫,但卻忽略了疫症造成的心理問題。《瀑》正好反映疫症不單造成恐慌,還乘著「雪球效應」而造成多不勝數的家庭及經濟問題,片中的品文雖然獲得精神病院內醫生和護士的照顧,定時吃藥抑制幻覺及幻聽,但「心病還需心藥醫」,她返家後王靜對她付出的愛,其實是最佳的「治療」。例如:她幻想家門外有衛兵監視,王靜扮演衛兵及趕走衛兵的人,讓她安心,並令她真的以為衛兵已「消失」。王靜簡單的行為,卻充滿著愛,為她而作,無私的付出,使她的內心安穩,之前她倆的磨擦及衝突亦迎刃而解。其後她再次出來工作,在大賣場內擔任理貨員,該公司的陳主任(陳以文飾)對她的關顧,讓她覺得自己被愛,尋回談戀愛的感覺,她原有的不安全感亦隨之消減。因此,藥物或許能迅速和短暫地阻止思覺失調症患者病發,但愛卻是長時間治療心理問題的「良藥」,《瀑》裡王靜及陳主任為她付出的心思和時間,讓她察覺自己的存在具有不一樣的意義,這可能是這種精神病症獲得徹底治療的開端。
導演兼編劇鍾孟宏憑著自己對近年台灣社會狀況的細緻觀察,以面對疫症的普羅大眾的經歷為基礎,構思這個可引起亞洲區觀眾共鳴的故事。即使筆者不是台灣居民,觀賞《瀑》時仍然會有深刻的感受,根據某電視台記者所做的訪問,自從香港疫症蔓延期間家長在家工作及子女在家上網課後,兩代在擠迫的居住環境下陷於「困獸鬥」,家長需要無時無刻地監管子女,覺得壓力很大,子女在大部分時間內被監管,亦覺得不自在。《瀑》內品文與王靜在同一時間內留在家裡,彼此有很多時間見面相處但關係欠佳,加上當時她倆居住的公寓外牆正在進行防水拉皮的工程,藍色的布遮蔽了原來耀眼的陽光,這使家中環境較為昏暗,情感備受壓抑,彼此的衝突亦一觸即發。因此,《瀑》聚焦於台灣的本土問題,但有跨地域的共鳴,即使我們身處香港,仍然會對影片的情節感同身受。

人類絕種的預兆 曉龍
在《千萬別抬頭》內,人類快要絕種的預兆已不是危言聳聽,根據片中的天文學教授藍道·明迪(李奧納多·狄卡皮歐飾)所言,彗星將會在半年後撞擊地球,然後殲滅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引致世界末日。他與博士生凱特·狄比斯基(珍妮佛·勞倫斯飾)得悉此情況,趕快到美國白宮告訴女總統潔妮·歐林(梅莉·史翠普飾),希望她動用核彈擊碎彗星,使地球不會受損,人類亦不會被滅絕。不過,初時他與狄比斯基告訴《每日爆料秀》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此消息時,他們覺得此消息難以置信,甚至認為這是虛假的「電影橋段」,即使他與狄比斯基言之鑿鑿地提出多種證據證明彗星撞擊地球的預言真確無誤,他們仍舊一笑置之,這使他與狄比斯基皆十分無奈,然後當他們對此消息漠不關心,令狄比斯基按捺不住自己激烈的情緒,發怒宣洩。或許「眾人皆醉我獨醒」,他與狄比斯基是這位難得一見的「我」,能看見末日將至而欲力挽狂瀾,反而他倆身邊的其他人只專注於自己的事情,最多只關注一下總統的醜聞,對人類存亡的關鍵反而不屑一顧。因此,《千》的諷刺性在於其嘲諷現今一代過度關注自己範圍以內的事,輕視了影響人類存亡的事,導致危機迫在眉睫時自己仍不察覺,至人類快將滅亡的一剎那自己仍然安於現狀,放棄了尋求解除危機的方法,卻無奈地接受自己將被毀滅的命運。
本來美國總統可以把握時機,用核彈擊碎彗星,使人類免於被滅絕,但片中科技公司貝許的行政總裁彼得·伊舍維爾(馬克·勞倫斯飾)發覺彗星蘊藏著大量稀土金屬,可以用來製造電器及高科技產品,這些稀土資源十分珍貴,價值連城,彗星被擊碎,會造成大量資源的浪費。故總統否決了明迪主張擊碎彗星的建議,本來已發射核彈,但最終仍決定收回,這使人類因總統此一決定而「集體陪葬」,加上大部分人對他認為彗星將會毀滅地球的預言半信半疑,導致他們從沒想過如何自救,遑論會構思任何逃離地球的方案。因此,《千》諷刺人類的無知,大財團可以為了賺錢而對人類的存亡置諸不理,以為金錢大於一切,卻罔顧了「有錢沒命享」的事實,亦嘲諷大部分人不願意查證預言的真實性,並懶於查找地球未來的命運的真相,導致最終無可避免地自作自受。故資本主義社會內金錢至上的觀念可造成末日危機的出現,後果不堪設想。
直至彗星在地球的可視範圍內出現,明迪、狄比斯基等人鼓勵群眾「抬頭看看」,美國政府為了避免引起恐慌,卻叫他們「千萬別抬頭」。在那時那刻,最佳的擊碎彗星時機已過,所有阻截彗星的任務已徹底失敗,人類始發覺末日將至,一切自救的行動已經太遲,唯有像明迪、狄比斯基等人一樣,享受最後的晚餐,平靜地度過人類最後的一天。總統和其他權貴為了自救,登上飛船,以為這樣可逃離被毀滅的命運,殊不知他們在22740年後到了另一星球,卻慘被外星動物殺死。《千》諷刺社會上的領導者及有勢力人士刻意隱藏真相,故意蒙蔽群眾,卻在危機到來的一刻「大難臨頭各自飛」,自己以為已找到了「逃生門」,卻不知道地球以外的星球根本不適合他們居住。可見權貴們自私自利,最終自食其果,其因果報應的結局別具警世的意義,亦是對現今掌權者的當頭棒喝。

在愛情與友情之間 曉龍
在廣袤的大漠裡,《犬山記》內一對兄弟菲爾‧伯班克(班奈狄克·康柏拜區飾)與喬治‧伯班克(傑西·普萊蒙飾)正在牧羊,他倆經營的牧場生意對都市人來說,顯得別具新鮮感。因為片中的草原生態與大城市的景觀千差萬別,且牧場內親近大自然的不同個性的年青和中年男女含蓄的個性與較靜態的待人接物的態度亦與城市人完全不同,如果觀眾抱著獵奇的心態觀賞此片,定會發覺當中幽雅恬靜的閒適生活是都市人夢寐以求的理想,但其表面簡單實質複雜的人際關係卻可能使我們深覺「到處楊梅一樣花」,不論郊區還是城市,人性都是如此陰險,世界都是如此黑暗。例如:菲爾認為弟弟喬治愛上寡婦蘿絲(克絲汀·鄧斯特飾)而她願意嫁給他,全因她貪戀他豐厚的財產,這導致菲爾經常對她濫用語言暴力,令她難以忍受,唯有酗酒度日,她的獨子彼得(寇帝·史密-麥菲飾)亦深受其害,時常被菲爾嘲諷,在萬分無奈下,只好默默承受,初時為了讓菲爾接受自己,唯有逆來順受,被侮辱為「過度女性化」時,只好沉默不語,沒有任何回應,遑論會有積極的反抗。可見片初菲爾處於強勢而彼得處於弱勢,他倆的友情尚未建立,彼此的關係仍然陷於僵局。
其後菲爾教導彼得騎馬,他以資深的牧場主人的身分,熟悉馬匹的習性和生活習慣,遂向彼得傾囊相授,兩人漸漸發展師徒之情,彼此的友情慢慢衍生。最初他仍以權威性的傲慢態度對待彼得,為了繼續在牧場內「生存」,彼得仍然無奈地接受,沒有多少怨言,遑論會宣洩自己的不滿。後來他覺得彼得乖巧,願意言聽計從,他接納彼得陰柔的一面,主動向其分享生活上的林林總總,兩人開始成為朋友,初時互訴心聲,後來傾心吐膽,從朋友變為知己。班奈狄克演繹菲爾時,向彼得說話的語調從陽剛強硬變為柔和軟順,其轉捩點從兩人較陌生的交往變為師徒式的情誼開始,至他倆自然衍生的同性之愛而達致高潮,但礙於1920年代同性戀仍未普及的社會風氣,他倆的關係在愛情與友情之間,彼此細膩的問候和關顧點到即止,即使偶有一剎那的激情,仍然只以含蓄的方式表達。雖然大漠草原的自然環境具有自由奔放的內蘊,但當時保守的社會氣氛依舊讓他倆在友情與愛情的選擇上搖擺不定。
導演珍·康萍一向擅於運用符號表達故事的內蘊,《犬》亦不例外。表面上,菲爾與彼得的關係含蓄淡雅,不曾越軌,符合當時同性相處的規範;實際上,他教導彼得騎馬的過程已經是一種離經叛道的性暗示,兩人仿如無所不談的好朋友,其實已經建立了逾越規範的「親密關係」。最後他可能因染上病死牛的炭疽菌而死亡,彼得沒有出席他的喪禮,低調地在家中悼念他,並讀至《聖經》中的「求你救我的靈魂脫離刀劍,救我的生命脫離犬類!」(詩篇22:20)時,正象徵彼得對他的愛已從軀體延伸至心靈,已從俗世延伸至天上,片中語言和行為的寓言式表達,延續導演多年前的《鋼琴別戀》的既有風格,以靜態的鏡頭表達人性的特質,讓觀眾聯繫影像與生活,並藉著電影思考生命的意義。由此可見,《犬》是一齣需要細心「品嚐」的電影,假如Marvel系列電影提供的官能刺激是曇花一現的「前菜」,《犬》提供的深刻內蘊便是值得再三回味的「主菜」。

夢想沒有期限? 曉龍
我們時常說:夢想沒有期限,三歲的小朋友可以發夢,十多歲的年青人亦可以,八十多歲的老年人都可以。《夢想期限tick, tick… BOOM!》內強納生·拉森(安德魯·加菲爾德飾)希望成為一位音樂劇作家,一面擔任咖啡店職員,一面撰寫《Superbia(傲慢)》的音樂劇劇本,滿懷理想的他將近三十歲,慨嘆自己命運不濟,並質疑自己的才華,因為歷史上的音樂劇劇作家很多時候在三十歲之前已創作了第一齣音樂劇,自己的事業卻仍然「顛簸不定」,看不見未來,遑論會有甚麼傑出的成就。他的好友Michael放棄了夢想,他亦想改變自己,跟隨Michael從事廣告業,但Michael向他好言相勸,認為世界上只有一位拉森,他的才華洋溢,沒有別人可取締他,更沒有另一人可達致其驕人的成就,勸諭他不要放棄。在Michael的支持下,他繼續努力奮鬥,終成功創作第一部家喻戶曉的音樂劇。其實音樂家與科學家相似,正如《科學大歷史》的作者所言,「貝爾實驗室發現,知識交流圈愈廣的人,愈有可能創新成功。……新點子的出現,『關鍵不在於你多聰明,而是看你的人脈有多廣。』互連性是文化漸進的關鍵機制」。Michael不單給予他支持,還幫助他創作,可見音樂家與科學家雖然屬於不同範疇的專業,但他們成功的源頭皆同出一轍,與身邊的伙伴有密切的關係。
安德魯·加菲爾德演活了拉森的角色,即使迫於生活所需,必須到咖啡店工作才可賺取生活所需,仍然不曾放棄自己的夢想;他在片中唱出自己的心聲,訴說個人的希冀和盼望,他對角色豐富的投入感,讓觀眾感動,他突出但適可而止的身體語言,使我們容易領略他在努力奮鬥的過程中付出的血汗和「淚水」。很多時候,天才獲賞識並非一蹴而就,需要經歷失敗和挫折,久經磨練和歷練,才可登上事業的頂峰;故追尋夢想的人需要有耐性,要等待時間的過去,醞釀創作的靈感,累積人生的體驗,才可一步一步地獲取崇高的成就,他準確地捉摸當時作為年青人的拉森憂鬱的個性和焦慮的心態,經常擔憂自己付出大量的努力,卻未能獲得一丁點的成果,以無奈的眼神和較為落魄的神情顯露角色不滿現狀的心態,透過外在的行為表現展露內心的不安和鬱悶。與其說他未能繼續扮演蜘蛛俠的命運使他的演藝生涯遇上沉重的打擊,不如說他「離開」了蜘蛛俠的角色讓他不會被定型,反而拓寬了他的演藝事業,讓他的表演才華有更廣闊的發揮空間。因此,他榮獲美國金球獎的最佳男主角,肯定實至名歸。
另一方面,雖然《夢》只是Netflix電影,製作成本不及荷里活大製作《西城故事》,但片中眾演員排練音樂劇及演出的過程皆有板有眼,即使畫面的設計較簡陋,佈景較簡單,安德魯與其他演員自然順暢的配合,創作人以精心撰寫的歌詞內容唱出他的心聲,其表達拉森的個性和心態的內蘊仍然不比《西》遜色。故電影不一定是大製作才好看,小品式的製作反而能讓創作人獲得更多的自由,把時間和精力放在影片的實質內容上,在對白和歌詞上多花功夫,會比其在視覺效果上進行更多的技術研發,更能博取觀眾的歡心。畢竟《夢》講述的是一位已去世的真實人物的經歷,有血有肉,其生活化的筆觸應比天馬行空的「裝飾」更具吸引力,《夢》整體上平實的風格,應是全片最具珍貴價值之處。

現實與虛擬世界的「鬥爭」 曉龍
動畫比真人電影的優勝之處,在於前者可以比後者發揮更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讓前者擴闊後者的想像空間。因為後者很多時候受到電腦視覺特效技術及資金成本的限制,未能百分百地實踐想像空間,亦難以圓滿地呈現天馬行空的幻想世界,故很多時候前者依靠電腦繪圖技藝,讓畫面的整體構圖及包含的元素比後者更豐富,亦更多姿多彩,《一家人大戰機械人》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由爸爸駕車載著家人前往女兒凱蒂快要就讀的大學,遇上高度智能的手機操控的機械人,被它們襲擊,多個機械人同時出動,並運用先進的武器攻擊他們,片中呈現一個別具想像力的虛擬高科技世界。動畫中的角色可以由真人代替,但大規模的高科技場景卻難以在真人電影中出現,即使有大量資金用來製作視覺特效,整體成本仍然會很高,長年累月的後期製作可能會使原來的構思過時,故動畫的較低成本及較短的製作年期使它比真人電影優勝,亦可能會有較佳的視聽效果。
另一方面,《一》訴說家人的重要性,對重視手機及電腦的虛擬世界多於現實世界的新一代有較深刻的啟示。影片依靠真人家庭成員的獨特個性塑造米契爾一家的角色,爸爸瑞克固執守舊,抗拒學習電腦及其他高科技產品;大女兒凱蒂沉迷手機及電腦的虛擬世界,反而在現實世界中不願意與爸爸溝通及交往;媽媽琳達處於爸爸與女兒的中間,想盡辦法解決他與她之間的代溝問題;小兒子亞倫熱愛恐龍卻不太懂得與其他人交往。片中她忽略了家人,當他得知她將要離家升讀大學,自己與她相處的日子所剩無幾,遂自行取消她的美國國內機票,由自己穿州過省地駕車載她到大學校園,讓他們一家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雖然他具有上一代較「獨裁專制」的個性,未徵詢她的意見,自行取消機票,但他重視真實世界裡的家庭,希望重拾她童年時與自己玩樂的珍貴回憶。就筆者所見,現實世界中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確實較少與父母接觸溝通,反而耗用了大量時間在虛擬空間內,即使身處現實世界,仍然彷彿「魂遊象外」,肉體在此,「靈魂」卻存在於虛擬世界裡。由此可見,兩代的代溝問題,關鍵在於上一代重視現實多於虛擬世界,下一代剛好相反,重視虛擬多於現實世界,《一》正好反映此跨國界跨種族的問題,不論觀眾身處何地,上一代都需要面對類似的「挑戰」,下一代都需要化解類似的「難題」。
不過,《一》提出了代溝問題的解決辦法,不論上一代還是下一代,只需向前踏出一步,原有的「挑戰」和「難題」都會迎刃而解。在米契爾一家大戰機械人的過程中,凱蒂對爸爸保護整個家庭的努力有更深入的了解,認為他關愛自己及家人,才會想盡辦法使她脫離虛擬世界。而他欲戰勝機械人,必須學習電腦以進入虛擬世界,這樣才可「剷除」高度智能的手機,亦可阻止機械人操控整個世界,在學習的過程中,他開始了解虛擬世界對她的吸引力,認為她在網絡時代裡成長,沉迷於YouTube的虛擬空間內,實屬情有可原。因此,解決代溝問題的關鍵,在於彼此對溝通的態度,當雙方的任何一方主動接觸對方,加深互相的認識及了解,即使是再根深蒂固的問題,仍然會在深度溝通的過程中獲得圓滿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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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觀與內蘊的平衡? 曉龍
論服裝,2021年由史蒂芬·史匹柏執導的《西城故事》不比1960年代的《夢斷城西》遜色。片中美國「噴射機幫」與波多黎各「鯊魚幫」的年青男子的服飾截然不同,前者穿上當時流行的恤衫和西褲(例:東尼(安索·艾格特 飾)或者街頭常見的T恤和休閒褲,後者穿上傳統上在農村內常見的背心/襯衣和當時屬於藍領的牛仔褲;至於年青女子,前者的衣服色彩鮮豔,衣物上的剪裁較多,而後者的衣服較簡樸,瑪麗亞(瑞秋·曾格勒飾)只穿上純白色的連身裙,沒有特別的裝飾和設計,表明前者與後者不單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還來自兩個相異的社會階層:前者偏向中產階級,後者偏向草根階層。這種具有明顯差異的服飾與上世紀的舊作相似,亦充分顯露兩者千差萬別的身分和背景,可以幫助未看舊作的觀眾了解兩者產生嚴重的衝突的源頭,徹底地發揮「點題」及「前言」的功效,可延續舊作的神采。
論佈景,新的《西》亦可媲美舊的《夢》。《西》內電腦特效與實景合成的六十年代紐約景觀,那些年青人聚集而經常跳街舞的濕滑的街道,波多黎各的移民居住的類似積木設計的多層房屋,讓年青男女有機會彼此結識的簡陋別緻的舞會場地,「噴射機幫」與「鯊魚幫」討論江湖大事時身處的較偏僻的鐵皮車房,都能重現當時具代表性的紐約標記。這種重現的佈景與《夢》的實景分別不大,容易讓觀眾在一剎那間「進入」六十年代的美國社會,亦表明導演為了重現當時的環境而花了不少心血。這證明他為了重拾童年的回憶而拍攝《西》,在佈景設計方面注重真實感,使六十歲以上的觀眾彷彿「返回」舊時代,「重嚐」集體回憶的一點一滴。因此,《西》對他們來說,影片內超過百分之九十的複製性佈景別具懷舊的意義。
不過,《西》的導演明顯顧此失彼,過度重視外觀而忽視了其內蘊。影片內「噴射機幫」與「鯊魚幫」的衝突源於美國與波多黎各的種族、國籍與文化差異,前者的東尼對後者的瑪麗亞一見鍾情是彼此產生衝突的導火線。但他們需要出動刀槍而大打出手的誘發性因由卻付諸闕如,這導致觀眾只看見他們初則口角繼而動武的過程而不了解彼此之間有深仇大恨的主因,遑論會明白「噴射機幫」塗污波多黎各國旗與兩幫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因果關係。畢竟亞洲觀眾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十分有限,對波多黎各的國家及民族意識亦一無所知,看見「鯊魚幫」的年青男子對國旗被塗污,產生的激烈反應可能會感到莫名其妙,亦會對他們不接受一段兩幫之間的愛情而需要以暴力解決的做法感到不合情理。因此,兩幫衝突的高潮實在需要多一點情節的鋪墊,才使故事情節的發展較順暢,亦較符合理性思維的基本要求。
另一方面,《西》內東尼與瑪麗亞相識不久便萌生愛意,這種一見鍾情的情節設計卻能讓兩人願意犧牲自己與朋友及家人的關係,並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實在匪夷所思。例如:他提出兩人離開紐約而去別處私奔的建議,她竟欣然接受,在她對他了解不多的大前提下,她竟沒有半點猶豫,亦不曾感到不安和缺乏安全感,這實在令觀眾難以了解。可能她的感性已完全掩蓋了理性,她已百分百被浪漫的愛情「蒙蔽」;即使他倆最後「懸崖勒馬」,他在私奔之前先積極主動地解決「噴射機幫」與「鯊魚幫」的衝突,我們仍然懷疑他倆的感情會否成為他插手兩幫問題的主要動機。因此,愛情有感性和理性兩部分,過度感性的愛容易使我們大惑不解。由此可見,《西》重視服飾及佈景的美感卻忽略了故事發展的細節,明顯難以維持外觀與內蘊的平衡。

《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經典翻拍,何苦呢?
看預告片,已經不想看。筆者一向是唯美派,以貌取人……撞鬼,為何羅密歐與茱麗葉好像整容失敗的模樣?從來都說,愛情故事裡男女主角貌美很重要,尤其「一見鍾情」,動物求偶常規(有科學根據)︰要美!不美的主角首先令人難以信服,欠投入感,二來要我付錢看兩個貌醜的演員談情說愛兩個多小時?自虐乎?
好,不那麽膚淺,看其他。歌舞場面是可觀的,幾場群舞和一場利用地板破洞、沙塵製造效果的舞都不錯,但只可以獨立來看,跟劇情融和的層次始終不及舊版,而且人物描寫未夠深刻,引致仇恨衝突欠理據。
無論中文片名或編劇,1961年的《夢斷城西》都比《西城故事》優勝(為何要改名?我不想知道)。珠玉在前,難免要比較。就算閣下沒看過舊作,以一套新戲來說,也有很多不足及瑕疵。例如有一場,瑪利亞很開心在百貨公司裡打掃高歌(I Feel Pretty ),問題是前一場正是其兄與愛人決鬥,並斃命!觀眾剛看完激烈械鬥搞出人命,緊接是很開心的高歌…。叫觀眾的情緒如何調節?我看的時候都覺得很不對勁,其實我已經完全忘記舊版的了,回去找來翻看,果然,是編劇的失敗!另一場亦然,噴射機幫被困在警署,歌舞一輪(Gee, Officer Krupke )然後又被放走,十分無厘頭。筆者沒看過舞台劇,翻查資料,原來這版本的次序是依舞台劇,但舞台劇的處理手法不同,I Feel Pretty完全是落幕後另一幕,感覺會不同。那不得不讚舊版電影的編劇,改編得很好。
另外,為何新版的背景仍是六十年代?要知道當時是因應時代而改編《羅密歐與茱麗葉》,以波多黎各的新移民與紐約人造成衝突為基礎,存在著一種時代控訴。為了忠於原著?那亦相當徹底,連色調也故意調回當時的伊士曼七彩。論美術,舊版的服裝設計、顏色配搭、黃與紫的對比色運用都很亮眼悅目。新版則有點凌亂,沒章法。
如果翻拍沒有新角度,沒有新看法,故事又大致相同,男女主角又不特別俊美出眾,那麼拍來幹啥?
結果,我在片尾片字幕找到答案。純屬個人心願,倒沒異議。
作為觀眾,也是史匹堡的愛戴者,我只能慨歎:有些片是不宜翻拍的!
陸凌綠

自嘲的巧妙設計 曉龍
某電視台製作一系列的電視劇,不論主角是重案組警員、特務、海關關員、驗屍官、醫生還是護士…,都身手敏捷,懂得操作槍械,甚至擅長飛車特技;很明顯,他們的能力超越普通人,堪稱多才多藝,不單是專才,還是全才。《G風暴》承接此「傳統」,由劉保強(張智霖飾)向陸志廉(古天樂飾)說出一段自嘲的對白,認為廉政公署職員本來是一份文職工作,卻要持槍,又要捉拿罪犯,更要處理炸彈爆破等危險任務,活像荷里活電影中的007特務,與上述電視劇的主角相似,在公署內的行政工作是正職,其他像警察的職務是「副業」。可能《G》的創作人認為觀眾喜歡看多元化的畫面,如果只集中敘述廉署職員如何查案及追捕罪犯,涉及太多行政工作,鏡頭較單調乏味,如今他們「十項全能」,正如志廉保護東南亞女首席法官Emma Pong(宣萱飾)時,是一位「保鑣」;追捕國際販賣女奴集團King(Rosyam Nor飾)時,是一位「警察」;面對綁架案受害者被綁上炸彈時,是一位「拆彈專家」。可見志廉是百分百的007,除了在辦公室內處理文件外,還可在同一時間內從事多功能的工作,故觀眾看著他「上山下海」、「狂奔飆車」時,已完全忘記他只是一位廉署職員。
另一方面,林德祿導演拍攝一系列以英文字母命名的「風暴」電影,志廉、保強和程德明(鄭嘉穎飾)都是延續性的角色,倘若觀眾慣性追看此系列的電影,會覺得他們別具親切感,因為他們的背景、個性和行為有足夠的連貫性,使此系列與電視劇相似,有一定的追看性。例如:志廉整天全神貫注地工作,是不折不扣的工作狂,遇上危險任務時大都會親身上陣,每逢他出場時,觀眾都會預期大件事將會/必定會發生,估計緊張刺激的動作鏡頭很大可能會出現;保強個性輕鬆幽默,經常說出「悠閒式」卻別具諷刺性的對白,他的說話容易令觀眾會心微笑,看見他出場時,通常都會期望與別不同的笑料出其不意地衍生,他亦「不負所託」,以較輕鬆的風格沖淡志廉較陽剛的特質,以維持影片「剛柔並重」的固有特色;德明一向有情有義,且重視兄弟情,因私忘公的小錯誤是他人性化的體現,刻意放走自己的同父異母兄弟程非熊(黃宗澤飾),是他情非得已的過失,值得原諒,他是全片中較像平凡人的角色,其重要性在於使《G》「貼地」而別具生活感。故影片內不同的主要角色有屬於自己的特定「功能」,缺一不可,亦對全片的整體風格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不過,《G》有系列電影的最大問題,就是角色個性和行為的變化不大,槍戰爆破的動作場面亦與過往的同一系列電影相近,即使其故事情節完全不同,那些追捕罪犯、拯救綁架案受害者的畫面仍然似曾相識,難以給予觀眾足夠的新鮮感。幸好古天樂、張智霖及鄭嘉穎的落力演出,讓我們體會執法人員的辛勞,亦了解其工作範圍雖然有誇大的嫌疑,但仍然會了解他們查案和追捕罪犯的過程有或多或少的真實性,並欽佩影片創作人在製作過程中蒐集相關資料時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因此,《G》具有一般系列電影常見的缺點,難以兼顧連貫性及新鮮感,但角色個性和行為及動作場面依舊值得欣賞,整體上瑕不掩瑜,仍然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