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人人？ 曉龍

歌頌正面價值觀的電影通常會有三個難處：第一，把主角塑造成英雄人物，這種人物以自己從事的職業為榮，這會令觀眾懷疑，從事此職業的人真的那麼好，那麼完美嗎？此影片的編劇「神化」從事此職業的人，究竟有何居心？；第二，講述主角排除萬難，以求在職業生涯中實現自己的理想，在主角艱苦奮鬥的過程中，觀眾又會懷疑，主角沒有平常人對金錢和利益的慾望，竟為了理想而犧牲升職加薪的機會，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這些「脫俗」的人存在嗎？；第三，主角甘願為了救人而犧牲自己，沒有任何私心，願意捨己為人，這種人像「神」多於像人，觀眾更會懷疑，他/她在現實生活中真的會存在嗎？上述三種疑問，很多時候都是正面的英雄片被詬病之處，《救火英雄》亦不例外，此片的編劇必須面對此三種由觀眾發起的「挑戰」。

雖然在《救》的前段內，謝霆鋒的角色為了自己的仕途著想，不願意背起失職的重責，具有一般人共有的自私心態，但此片的編劇在影片的中後段內把此角色塑造成英雄人物。首先，編劇把此角色描繪成有愛心，願意不顧一切地勇救災民，是一個對自己的工作有萬二分熱誠的大好人。觀眾看見這些塑造英雄的相關畫面，不禁會問：為何他會對消防工作充滿著熱情？為何他會願意把自己的生命投放在危險的災場內？他做消防員不為個人前途著想，那麼他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有何最終的理想？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具有立體感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直接使此角色行為背後的動機的可信性不高，觀眾亦難以對此角色產生強烈的投入感。

其次，《救》的編劇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一個「脫俗」的人，認為拯救災民是他最大的理想，是否能升職加薪反而不太重要。觀眾又會問：此角色是否一個正常的「香港人」？為何他甘願不為利益而趕緊追求很大可能沒有什麼回報的理想？既然他對自己的職業有萬二分的忠誠，為甚麼他不渴望成為管理層的一份子，對社會作出更大的貢獻？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會在香港這個現實主義的城市內存在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使此角色帶有「超現實」色彩，觀眾亦難以把此角色與現實生活中相似的人物拉上密切的關係。

最後，《救》的編劇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一個偉人，沒有自救的私心，願意保留別人的性命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因為拯救災民是他最大的職責。觀眾又會問：此角色是否正常人？他「完全」捨己為人的表現，背後是否有特殊的因素？為何他好像愛別人多於愛自己？這種「怪異」而違反人性本質的表現如何與他對自身職業的「濃情厚愛」扯上關係？上述問題是謝霆鋒的角色是否會在人類社會中出現的關鍵，如果影片的編劇不能回答這些問題，就會使此角色變為「神」多於人，其行為活像上帝拯救人類多於消防英雄協助災民脫離險境，他的一舉一動背後的愛亦仿如上帝對人類無條件的愛多於人與人之間的友愛。

由此可見，《救》的編劇一面倒地把謝霆鋒的角色塑造成脫離人間煙火的「神人」，此極端化的人物塑造顯然是為了歌頌香港消防員對社會作出的貢獻，但有時候角色的行為是否令觀眾信服的關鍵在於他的「現實感」；如果這種「現實感」不足，即角色的個性所衍生的行為偏向過度「完美」，觀眾就會對此角色在現實中的存在感到難以置信，以電影歌頌消防員的「功效」便會被削弱，甚至完全落空。

《同窗諜影》

真箇型、英、帥；BIG BANG的崔勝鉉T.O.P. 領銜主演，果然具吸引力。

北韓間諜在南韓無處不在，不論身邊的大嬸、市場的屠夫、藥房的售貨員、逛街的美女、甚至學生，片中的正是一個中學生。故事其實與南韓無直接關係，只是北韓間諜自己「鬼打鬼」而已，中學生正是替代父親的位置，進行一場又一場的「組織大清洗」。

導演處理大量的打鬥場面均乾淨俐落、爽脆具爆炸力；拳拳到肉之餘亦有設計有鋪排，鏡頭靈活，氣氛營造得緊張刺激，敍事也條理清晰。寫愛情的部份雖然老土，也不失在陽剛中起了緩和作用，只是女主角的樣貌實在…，反而飾妹妹的女孩更漂亮「省鏡」，不明？老實說，年輕貌美的妹妹落在豺狼手中，還會如片中所見的自在安然…？是故意美化還是不敢開罪抑或太天真太傻呢？對的，讓自己觀眾繼續安於看看偶像的魅力總好過對著小胖子擔驚受怕！

陸凌綠

自我安慰的心理平衡法 曉龍

不少人以為阿Q精神是一種消極的想法，在遇上困難時，不會主動積極地解決面前的難題，只會在精神層面上自欺欺人，告訴自己「我已獲得勝利」，這種精神勝利法是失敗者的自我安慰，在失落沮喪之時仍然會獲得片刻的滿足感和成功感，表面上此心理平衡法難以為問題本身帶來任何具建設性的幫助，但實際上這方法是失敗者繼續向前邁進的動力，因為精神勝利法提供的「幻想性」畫面能給予他美好未來的憧憬，讓自己察覺存於世上的珍貴價值，令自己在幻想世界內相信個人的努力能換取合理的回報，不論做任何事情，所花的時間和精力一定不會白費。如果他能在自我構築的幻想空間內變為另一個個性迥異的人物，做一些在現實生活中與其原來個性產生嚴重衝突的各種事情，他不單會獲得滿足感和成功感，還能完完全全變成另一個人，過另一種生活。這種實現「夢想」的歷程所帶來的新鮮感和刺激感，正好填補了現實中「不能而非不為」所帶來的心理缺陷和精神遺憾。故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一支有效的「思想清涼劑」。

例如《發夢王大歷險》中的華特米堤在現實生活中，只是辦公室的小職員，屬於低下層的人物，欠缺做大事的自信、勇氣和能耐；他在白天隨意發白日夢，在幻想世界內成為英雄，勇救身處險境的災民，成為受大眾愛戴景仰的知名人物，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滿足，與其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不如說是一種積極的自我鼓勵。因為他最少能為自己提供一條光明的出路，相信自己的個性能夠改變，深信自己終於會有成功的一天。其後他走出此幻想世界，突破包圍自己的「安全網」，真的嘗試擁抱夢想，在現實生活中遠走北極，又看見火山，享受打破個人框框的樂趣。因此，精神勝利法所造成的不切實際的夢想，不單不會阻礙他積極進取地過活，反而能勉勵他，讓他能發掘更多屬於自己的內在潛能，使自己比過去的我更能認識和了解生命的真諦，甚至比一般的平凡人活得更精彩，更能體現人生的重大意義。可見《發》把焦點放在他非一般的自我進步和個人成長的經歷上，正好證明阿Q的精神勝利法能對主人翁產生正面和良性的影響，在提供避難所以外，能鼓勵他積極地改變和突破自己，甚而令自己快速地成長。故阿Q精神既可以是腐蝕務實思想的毒藥，亦可以是補救個性缺陷的良藥。

根據日本學者新渡戶稻造撰寫的《武士道》所言，「勇猛的精神實質是由冷靜─內心的鎮定自若得到證明的。平靜是憩息中的勇氣。勇敢的行為是一種動態表現，平靜是勇猛的靜態表現。真正勇敢的人永遠是安詳的，他從不感到驚愕，沒有什麼能擾亂他精神的平和。戰鬥激烈時他保持冷靜，危難之中他保持內心平靜。」《發》中的華特米堤「環遊世界」，獲得的不只是一張由著名攝影師操刀的照片負片，還有「看不見捉不著」的勇氣，因為他在極地裡於困境內掙扎求存，懂得克服自然環境的障礙，十分艱難的處境磨練著他的鬥志，使他能夠以從容的態度面對自己在返回紐約後的被裁員困境，對生活上的艱難處之泰然，用平靜的心對待難題和挫折，其心底裡的那份安詳和精神層面的那種冷靜，正是真正勇者的表現。由此可見，《發》中的華特米堤由發夢至實踐，從逃避至面對，由怯懦至勇敢，加上幻想與真實的交雜，足以使全片成為一本敘述個人生命富傳奇色彩的成長歷程的「超現實」傳記。

一臉青春的小男孩渴望有個自己的空間，他的機會是學校假期的七天，父母以為他隨學校去雪山上滑雪，而其實他躲進了地下室，享受真正屬於自己的生活；而成熟的女孩是小男孩同父異母的姐姐，她有長期毒癮卻又想戒掉，走投無路擠進了小男孩的地下室。

小女孩有這樣的一段獨白：這輯攝影作品是個我與牆的系列，我可以在牆的裏面，但我也可穿越牆或成為牆的一部分。但毒品讓我停止了，因為毒品讓我不再敏感了，或是說我不再容易受到傷害了。但我現在想去農莊生活，就必須戒掉毒癮……。另一邊廂，小男孩則拿著放大鏡一遍遍的觀察他用玻璃做的魚缸，裏面其實是一個螞蟻窩。然而這個玻璃缸被意外打破，螞蟻跑出來吃他們掉下的食物碎時，小男孩卻表現的非常雀躍。最後當他把螞蟻送出窗外，卻盡數被清潔工掃走……。導演想說什麽？講述小孩子成長青春期的謊言、自閉、反叛？

歐洲電影的突出之處在於其充斥了各種各樣的象徵手法，也正正是這象徵手法使得歐洲電影成為真正的文化藝術，而並非如同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成為一種娛樂手段。對女孩而言，【牆】是社會的象徵，剛開始她覺得她既能融於社會也能保持獨立。但漸漸的，社會生存法則的象徵-【毒品】侵蝕了她，讓她變得冷酷無情。雖然這社會上學來的保護能力【毒癮】能夠保護自己不易受到傷害，但卻回不去她心目中的理想生活（鄉村/烏托邦式的生活）。儘管她意識到要除去這個【毒癮】，她才有可能回到她心目中的理想生活，但同時她又禁不住對自己和那個生活缺乏信心，所以，無論如何她都要有兩手準備。對小男孩而言，他習慣於家庭的傳統教育，正如他一開始就認為他的一切都很“正常”。他的生活如同螞蟻一般被仔細的研究、並被規劃了“最理性”的途徑。他心底裏渴望的其實並不是獨立和自由，他只需要一個能逃避現實的避難所，那怕只是短短的7天也已足夠。能夠在無意中打破這個規矩，讓他感到興奮和雀躍。但這不循規蹈矩的可能代價卻是會被社會競爭無情的清掃出局。小男孩在未來會選擇哪一種生活道路才是導演真正期待和感興趣的地方，正如導演在【末代皇帝溥儀】中關注小皇帝所選擇的人生道路一樣。

【折翼小天使】這個譯名也許看來並不如原名【我和你】來的含意豐富或準確，但或許譯者有感于香港現在這個社會環境，沒有那個孩子在香港不變成折翼小天使。

小浪

內心的風暴？ 曉龍

說起風暴，我們很自然地會想起颱風，自然現象對人類的健康和精神構成嚴重的威脅，當中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所產生的影響甚大，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我們不可忘記，每個人都有自己內心的風暴，作出每一次影響個人命運的決定前，我們都會經歷內心的掙扎，選左還是選右，可能會令自己原來的人生旅程由此逆轉，命運從此改變。這就像《風暴》中的高級警務督察呂明哲畢業後選擇走正路，加入警隊後平步青雲，扶搖直上，成為社會的領導者，是著名的成功人士；相反，他當年中學的同班同學陶成邦選擇走歪路，屢犯重案，剛剛出獄，是惡名昭彰的失敗者。呂氏與陶氏相距甚遠的事業發展背景，正說明他們每一個決定都會影響以後命運的發展，而命運的發展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或好或壞的人生際遇。因此，《風》以命運為題，在角色背景設定上已埋下伏線，呂氏與陶氏兩人的相遇，正象徵個人命運與自身選擇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以典型而傳統的警匪關係包攬著多年相識的友情，創作人把命運的題旨收藏在警匪之間千差萬別的際遇內，可見其在設計故事藍本的過程中花了不少心思。

此外，《風》的編劇貫徹始終，在故事的中後段內把命運難以掌管的主題延續下去。呂氏幾經「災劫患難」依舊打不死，最後還能苟存性命，成功破案；陶氏在「山崩地裂」之際，仍然能逃離災場，但最後卻意外地被一輛貨車撞死。這種命運的「諷刺性」，可能會引起觀眾的哄堂大笑，但卻說明渺小的人類難以抵抗無情的命運。當命運之神要你生存，不論你遇上任何險境，都能繼續生存，但當命運之神要你死亡時，不論你有多突出的才能或多堅毅的能耐，都難以抵擋殘酷命運的安排。因此，此片的創作人比一般警匪電影的編劇有更大的野心，不滿足於單單鋪排連綿不絕的動作場面，希望在故事發展過程中傳送「命運難料」的訊息，其具人文風貌的誠意和心志雖然值得讚賞，但當中誇張極端和不合情理的情節發展，特別是呂氏「刀槍不入」的「超人式」經歷，這段「超現實」的劇情仍舊有偌大的改善空間。

另一方面，一個人有善亦有惡，這是人類個性亙古不變的道理，《風》的呂明哲亦不例外。最初他持守正道，對法律深信不疑，確信社會有公義，命運之神會「賞善罰惡」，這是千古不變的定理；殊不知香港的基本法有自身的漏洞，有一種無罪推定的原則，就是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那位疑犯真的犯了罪前，那位疑犯會被假定為無罪；毎次曹楠搶劫後，由於沒有足夠證據，警方就不能逮捕他，故他能在多次犯事後仍然逍遙法外。呂氏為了能成功逮捕他，竟知法犯法，刻意「製造」虛假證據，這種由善變惡，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辦事方法，使呂氏的英雄角色脫離了「聖人」的範疇，在其善意之內包藏著惡念，此對角色個性人格化的現實主義塑造，證明編劇了解角色個性具立體感的重要性。雖然片中呂氏體能強勁，功夫了得，超越了凡人的水平，但最少他具有現實生活中常見的凡人「缺陷」，使觀眾滿足自己的「幻想空間」之餘，仍能有所共鳴，並在觀影過後進行深刻的人性反思。由此可見，《風》對命運和人性有「別出心裁」的探討，是一般水準之上的電影。

《我行我導:木下惠介物語》

本片是為紀念木下惠介壽辰100周年而拍攝的影片。雖然是一部個人傳記式的電影，但本片導演原惠一併沒有以流水賬式的形式來講述木下惠介的生平，而是選擇了一件可能真正影響木下惠介人生的事件，加插他的部分代表作，以論證兩者關係的結構形式來描述木下惠介。敍述這位既充滿細緻觀察且又情感細膩的導演緣何能拍出如此眾多充滿憂鬱感卻又溢滿溫柔與無奈的驚世之作。也因如此，影片不僅拍出木下惠介的性格，更拍出了木下惠介作品中一貫所擁有的那種舊日本的氣質。

對大多數喜愛電影又上了些年齡的觀眾而言, 對於木下惠介（本名為木下正吉）的作品或並不陌生。但對年青的觀眾而言，木下惠介所代表的那個戰後日本的時代特色、那份宿命、無奈和悲情早已逝去。

有人說，若記得死者的人也死去時，死者就真死了。那場血腥的人類戰爭過去大半個世紀了，記得這次戰爭的人也逝去了，但這是否意味著，新的一場戰爭即將開始？

小浪

「心理變態」的欺凌者？ 曉龍

自我中心的人不會亦不懂得考慮別人的感受，做任何事情之前，只會思考自己可能獲得的得益/好處，損人利己是這種人常見的行為特質。《校園欺凌後》的故事在南美洲的墨西哥內發生，那裡的中學生接受西方教育，擁有人權和自由，嚮往一個令自己得到最大利益的社會。這類型的年青人通常都是自我中心者，因為他們自以為是，覺得自己應該無限度地滿足自己的慾望，甚至有權利和自由延伸自己的慾望，當這些慾望受到阻礙而不能獲得滿足，別人卻能肆意地滿足慾望時，妒忌之心隨之而生，欺凌行為中言語和行為暴力繼而出現，這種從精神、心理以至行為層面的「層層推進」，正好仔細地解釋終極暴力行為出現的因由。作為一齣社會問題電影，《校》的創作人算是交足功課，因為其情節的發展毫不急進，鉅細無遺而「氣定神閒」地從多角度披露校園欺凌事件發生的成因，具有極強的寫實性，有效地引起社會人士對校園欺凌問題的關注。

例如片中的女主角從鄉郊到城市，身為一位外來者，已埋下她被欺凌的禍根。因為城市人容易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概念，對鄉下人的來臨，很容易會有鄉下人搶奪城市的社會資源的誤解，對她產生較重的戒心。跟著她害怕寂寞，在未細心了解同學的個性前，便貿然相信他們，甚至與他們一起參加聚會，在不知不覺間把自己置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因為她一開始就為了滿足個人的心理需要，不惜遷就同學，投其所好，希望博取他們的好感，並獲得他們的接納，沒有考慮他們的個性是否與自己相配，亦沒有認識他們在性格和行為上的優點和缺點。其後她「魯莽」地在聚會內喝醉了酒，「不小心」地與男友人發生關係，這種隨便的性開放態度更容易觸怒部份視這位男友人為心儀對象的女友人。因為她沒有顧及當時不利的環境因素，在公開場所內進行具私人性質的行為，容易被「傳送」出去，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她對他過度信任，任由他用手機拍攝，可見她「粗疏」而欠細密心思的個性缺陷直接造成校園欺凌事件的發生。

《校》的創作人從社會、個人心理和個性、整體環境等多個角度闡釋校園欺凌問題發生的成因。此片的編劇不像部份譁眾取寵的電影創作者，把所有責任單向地歸咎於欺凌者，把他們描繪為「心理變態」的罪犯，然後把被欺凌者描繪為百份百「無辜」的受害者，最後極盡煽情之能事，詳細地敘述一個復仇的故事；相反，此片的編劇「寫實」地披露女主角只與父親在一起，活在單親家庭內感到失落，以及隨之衍生的孤獨愁緒，並刻意地描寫她努力地尋找「心理補償」，渴望被同學接納，因為她欲依靠同學給予的認同填補其欲獲得親情的「心理需要」。她這種較「隱藏」的需求在朋友聚會內自我介紹的過程中表露無遺，她說的對白明顯是為了突出自己，不希望城市中的同學因她來自農村而小覷她，使自己能與同學「平起平坐」，最後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因此，與其說片中的欺凌者「心理變態」，不如說被欺凌者具有較強的被接納的心理渴求而令欺凌者「有機可乘」；隨後她一次又一次被他們欺凌，源於其刻意要成為他們的「一部份」的行為，這同樣是渴望被接納的心理的延續和「擴大」，故這種心理是校園欺凌事件出現的根源。

久違了的堅毅和勇氣 曉龍

還記得多年前的日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歌詞，「命運是對手，永不低頭，從來沒抱怨過一句，不去問理由，人踏著前路走，青春走到白頭，成功只有靠一雙手，奮鬥！」這些歌詞具有濃烈的勵志色彩，鼓勵別人在面對逆境時，必須抱著永不放棄的精神，只需有堅毅和勇氣，就能克服所有困難，終步向成功。《阿信的故事》秉承同名電視劇的既有傳統，以悲劇人物阿信的艱困生涯訴說堅毅和勇氣的重要性，在挫折面前，抱著「不到黃河心不死」的心態，終能走出黑暗，在滿佈陽光的國度內，迎接光輝燦爛的笑容。事實上，不少人以為《阿》是一齣純粹的悲劇，其實是一種誤解，因為片中的情節悲喜交雜，使觀眾落淚之餘，還會令他們會心微笑。在情節發展的過程中，阿信往往會在「遭殃」的時候，幸運地遇上難得一見的「貴人」，可見中國道家的思想「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在應用於人生歷程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例如：《阿》內阿信起初的命運不太好，因家境清貧而在初小階段放棄學業，被迫到他家當家傭，經常被兇惡的主人責罵，甚至被她冤枉，一剎那間彷彿活在萬劫不復的「地獄」內；但阿信離開此家後又輾轉流落荒野，獲得像其父親一樣的男人照顧，其後被迫離開後又到另一富裕家庭內再次當家傭，初時工作不太順利，因為年齡較輕的女主人不喜歡她，又會妒忌自己的家人對她太好，但其後當女主人與她的種種誤會成為「歷史」後，女主人知錯能改，與她修補關係，最後重歸於好。因此，阿信在遇上困難時，只需忍耐，憑著堅毅的個性，不畏懼，不退縮，敢於嘗試，勇往直前，終能走上意想不到的康莊大道。這種阿信精神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似乎已成為塵封的「歷史」，因為現今的小孩動不動就放棄，面對沉重壓力時，只懂消極地逃避，不肯積極地面對，如果他們學會了片中的阿信精神，就會抱著堅忍的心，想盡辦法克服困難，而不會以結束生命的方法，對現存的種種問題「置諸不理」。可見阿信精神不應有時間和地域的阻隔，是現今全球新一代的小孩需要學習的思想和態度。

另一方面，在日本這個到現在為止仍是男尊女卑的社會內，《阿》的創作人敢於摒棄傳統，著意歌頌女性高尚的品格。片中的女性會做錯事，但她們勇於悔改，並且會自我檢討，例如冤枉阿信的女主人知道自己錯怪了她後，十分後悔，覺得自己對不起阿信，有一種懊悔的善心；富家幼女發覺自己對她懷有偏見，在生活上處處針對她是十分不當的行為，故刻意「忘記」自己與她的前嫌，其後更與她成為好朋友。片中的女性具有寬廣的胸襟，不計較、不記仇，亦懂得自我改善，是優良品格的典範，與刁蠻任性而不講道理的劣質個性千差萬別。由此可見，全片呈現的女性內在美於現實生活中可能不太常見，即使不算是絕無僅有，但肯定談不上普遍，故創作人把影片的時代背景設於近代而非現今的社會內，正好說明舊日女性和藹可親及「海量汪涵」的優點值得現今新一代的女性學習，她們願意放下自我而進行自我反省的美德更應由新一代的女性加以實踐。因此，《阿》對普羅大眾，特別是女性，在思想和道德層面上顯得別具意義。

《一首搖滾上月球》

這是紀錄片，一切都是真人真事。罕見疾病的子女，年逾半百的父親，從銀幕滲出來的就只有一股「不會放棄」的精神！是無奈也好，是堅持也好，總得捱過去。導演記錄著他們背後的故事，沒有刻意煽情，就是平常過活。

作為觀眾，我是很害怕看到如此「心噏」的場面的；體會過，就明白。這些罕病者有長期卧牀、不良於行、意識模糊…等等，照顧他們除了耐性之外，還需要力氣，扶抱上落談何容易。於是責任便落在男性(父親)身上了；何解片中主角都是爸爸？就是這個原因。父親的角色永遠是「打掉門牙和血吞」，不哼一句，但長久地承受著，身心俱疲，總得有渠道宣洩；於是樂音發揮作用了，老爸們組織起樂隊來；其實六個父親中，有幾個對音樂都是門外漢，但他們都認真地對待，從零開始學習又何妨？只要能從辛勞苦痛的罅隙中找到一絲舒緩，都樂得堅持。終於，公開演出有板有眼，絕不失禮。

其實他們比任何人更有「條件」說放棄，但放棄真的太容易了，沒有挑戰性…。旁觀者會為他們的堅持而振奮；病患者會為有這樣的一個父親而驕傲。動輒就要輕生的新生代能有所頓悟嗎？

陸凌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