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熱血的可貴 曉龍

每一地區本來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獨特青少年文化，香港、中國內地、台灣、澳門亦不例外，但除了地區的本土特色，其實不少地區的青少年可能都大同小異，鍾於自己所愛，喜歡追求夢想，希望將來以自己的興趣為工作的範圍。要在兩岸四地的青春電影中突圍而出，絕不容易，這是對《那一年，我17》的導演陳雅莉的一大挑戰。例如：描寫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時，對學生的個性和行為會否流於「臉譜式」而非立體化的呈現？敘述邊緣學生的經歷時，會否只集中描寫他們的越軌行為而忽略了其善良可愛的另一面，並有譁眾取寵之嫌？在敘述年青人的世界時，如何突顯澳門與別不同的青少年文化？這都是《那》的導演面對的難題，要解決這些難題，絕不簡單。

幸好《那》的編導鎖定袁澧林、彭永琛、吳崇銘、李任燊、馬曼莉五人為主要的描寫對象，以他們各人的家境和校園生活如何塑造其個性和行為為軸心，藉著個人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透視他們別具一格的行為特質，讓每一人的形象都會在觀眾心底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例如：袁澧林身為富家女，但個性豪邁不羈，對家長和教師的權威形象持對抗的態度，喜愛當「大佬」，其鮮明的反叛形象與家庭和學校的「壓迫」，以致「物極必反」有密切的關係；而彭永琛在單親破碎家庭內成長，並慣常地被學校視為叛逆份子，找不到自我的價值，渴望以離經叛道而別樹一格的行為表現來證明自己「不可取締」的存在意義，故音樂是他找到自身價值的唯一「路徑」。可見編導刻意利用多個生活化的畫面，解釋上述五人的家庭和成長環境如何影響其個性和行為，探討他們身為「被忽略、被遺棄」的一群，應怎樣奮發自強，即使未能贏得社會上長輩的欣賞和尊重，仍舊要依靠青春和熱血，實現自己的夢想。故片末他們在操場內表演，獲得同輩的注視、欣賞和鼓勵，雖然仍然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校主流的歌唱表演「格格不入」，但最少能有空間表現自己，獲得自我欣賞的機會，享受自我陶醉的一剎那，亦可展示其個性和行為獨特而珍貴的另一面。

《那》的編導在片中著意描寫上述五人善良可愛和活潑的一面，反而輕描淡寫地敘述他們在街頭打架的越軌行為，與其他鞭撻青少年叛逆行為的青春電影截然不同。部分觀眾可能認為此片美化了他們的形象，亦有鼓吹他們對抗權威和反社會之嫌，但《那》的創作人明顯透過此片宣揚青春熱血的可貴，片中年青人較魯莽，會犯錯，但大多與其具「缺陷」的家庭環境有關，如把其越軌行為歸咎於他們自身的問題，似乎有歧視他們之嫌，故身為觀眾的我們應結合個人、家庭和社會因素，對其越軌行為的成因進行綜合性探究，不應單單怪責他們，需要對他們多一點同情和諒解。正如片中舉行的歌唱比賽，只容許學生演唱內容絕對「健康純正」的歌曲，上述五人演唱的歌曲被視為「離經叛道」，這種教條式的道德規範是否需要因應年青人的口味和社會的流行文化而放寬其限制？這些道德規範可否有放寬的空間，使課外活動組織獲得額外的豁免權，因應社會的變化而與時並進？僵化的制度是普遍學校存在的問題，這實在值得學校管理者進行深刻的反思，並適時作出改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