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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桃姐》(A Simple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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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手法的運用   曉龍

何謂紀實手法?這種手法注重細節捕捉,不重視情節編寫;當這種手法在電影中運用時,電影情節盡量按照現實生活中的狀態來表現,但會細微地刻劃部份有意義的細節。此外,這種手法注重現場創作,因為現實生活瞬息萬變,提前完成的劇本或拍攝提綱只為拍攝提供一種參考,到了現場,就必須調動創作靈感,隨時捕捉事物發展和變化的閃光點。這種手法亦以非衝突的「散文化」形式組織情節,對衝突「引而不發」或「引而輕發」,要在「形散神聚」上下功夫,以「神」貫穿散漫的情節;按照人物實際生活的作為,著重用再現的方式進行敘事,看起來散漫,實際上是以人物的一種情感、一種精神貫穿其中,並按照人物情緒的起伏推進情節的發展,煥發著一種真實動人的力量。另一方面,這種手法著重表現過程而非結果,其過程為一種情緒的積累,當人物進入結果的階段時,便會自自然然形成情感的高潮,用不著人為的煽情。這種手法亦會對演員強調本色表演,即盡量去除「做戲」的成份,要自然和生活化,有時候起用非職業演員會達致一種特有的紀實效果。這種手法講究具自然感的蒙太奇手法,會減少人為的加工痕跡,以表現時間和空間的真實性和生活感;並盡量利用實景拍攝,少用或不用人工搭景,以表現故事本身的真實感。

《桃姐》明顯地運用紀實手法,以表現故事的真實性。例如導演許鞍華以不同種類的特寫鏡頭表現女主角的身體語言,她的行為動態、對主人Roger無微不至的照顧和關懷,她對他親切地問候的一刻,皆盡入觀眾的眼簾,可見全片重視細節的捕捉。全片對衝突「引而不發」或「引而輕發」,對人生的挫折和死亡沒有天怒人怨式的控訴,亦沒有悲天憫人式的「嘶叫」,只有欣然接納而處之泰然的安舒,以及慨嘆生命無常的無奈,例如片中的Roger在桃姐臨死的一刻,只以一聲嘆息表達自己那時那刻的心情,未曾表現突如其來的憤怒,亦不會因她生命的終結而抱怨,可見全片以非衝突的「散文化」形式組織情節。另外,全片對演員強調本色表演,在導演許鞍華的悉心「調教」下,葉德嫻的演出貼近「尋常百姓家」的中庸和平實,劉德華刻意令自己除去明星的光環,以謙卑的態度演繹Roger對桃姐充滿著愛和敬的表現;葉氏和劉氏雖然是職業演員,但他們刻意「化身」為非職業演員,注重角色的真實性和生活感,他們付出的努力當然值得讚賞,而導演與演員對影片「自然特色」的追求,其去掉商業包裝的堅持,偏向紀實風格的「擇善固執」,亦同樣值得尊敬。全片述說一個屬於香港人的故事,盡量利用實景拍攝,片中經常有你與我身邊出沒的老年人,「活生生」的老人院,真實可見的香港街道,皆能緊扣觀眾的現實生活,使他們產生共鳴,而共鳴感是紀實電影與觀眾進行有效「溝通」的必經「路徑」。

因此,《桃姐》是一齣不折不扣的紀實電影,其別具真實性和生活感的創作風格,與許鞍華的前作《天水圍的日與夜》、《天水圍的夜與霧》一脈相承,這證明許氏深知自己的長處,希望在香港電影「聲色犬馬」、投機取巧的歪風下,開創一種較偏離主流而別具特色的個人風格,讓觀眾在大堆頭特技的「籠罩」下,仍能有不一樣的選擇。歐洲觀眾曾經控訴荷里活特技電影壟斷本土市場,香港亦有類似的現象,如今《桃姐》在香港商業市場內取得成功,相信可挽回投資者對港產片的信心,以低成本拍攝寫實電影,挑戰巨額投資而刻意賣弄視覺效果的荷里活特技電影。《桃姐》的目標觀眾應是老年人,他們是以往的香港電影較少著意吸引的一群人,把這群人帶進電影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桃姐》在同類型電影中取得較高的票房,證明此片使這群人重拾自己對港產片的信心,這在拓展觀眾群的層面上實屬難能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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