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性電影的啟示
曉龍

自從電影出現以來，電影經常性受戲劇影響，戲劇劇本的起承轉合，故事內容的「起起落落」，皆使電影從日常生活的紀錄變為精緻的視覺藝術，從個人化的敘事變為社會性的反映。說電影是一面反映社會現實的鏡子，從社會性電影開始進行分析，此說絕不為過，因為此類電影經常運用寫實的筆觸，以諷刺的角度，針對性地對普羅大眾面對的社會問題/現狀評頭品足，羅列多種不同觀點，設計典型的角色，一方面使觀眾對影片中由角色帶動的情節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又令他們在此類角色中找到日常生活內相對應的例子，容易感同身受，亦會感慨良多。《寫出友共鳴》身為一齣社會性電影，成功地把個人化的歧視問題延展至社會化的種族問題，亦明智地把個人心理的不安擴展至群眾心理的恐懼。它以一位黑人女傭遇上的不公平待遇為例，解釋她的個人問題如何像「滾雪球」一樣，在多個類似的歧視個案日積月累下，變為受大眾關注的種族問題，亦探討此問題在作家披露事實真相後所產生的變化，以及其跨年跨代地綿延下去時所產生的嚴重後果。

六十年代是一個保守的時代，白人自以為是，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自豪感，不少黑人在心理上清楚了解自己屬於弱勢社群，不可能挑戰白人的崇高地位，更不可能對白人的「極權管治」進行激烈的對抗。《寫》的初段恰如其分地反映上述的事實真相，但在上述典型的白人黑人以外，仍然會出現一些非典型而喜愛出頭以爭取個人和集體利益的「特殊群眾」。例如片中打破禁忌以披露黑人受辱真相的白人女作家絲嘉特，她絕不自以為是，亦以平等的態度看待黑人女傭，自願為這些女傭抱不平，「倒戈相向」地與白人為敵；而部份黑人女傭亦不會「貪生怕死」，主動「走出來」透露自己的不幸遭遇，讓普羅大眾得悉種族不公的事實真相。不過，恃才傲物的白人和忍氣吞聲的黑人依舊存在。這證明《寫》的創作人擅於從不同角度描繪社會相異的面向，徹底地表現「社會萬花筒」內合乎常理而應當存在的多元性。

階級鬥爭是不會停止的。雖然階級鬥爭是共產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的理念，但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述說了這個殘酷而具普世價值、不限於共產國家的社會現實，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群體，有群體的地方就會有社會，有社會的地方就會有階級，有階級的地方就會有鬥爭。《寫》中以種族為界線所劃分的階級，其實不限於黑人和白人，因為香港沒有黑白兩族的歧視問題，卻存在著香港人歧視中國內地人、黃種人歧視南亞裔人士的問題，《寫》在表面上探討的問題可能對香港人無關痛癢，但實際上其反映的社會現實卻可能於今時今日在任何一個國度內仍然存在。因此，《寫》的社會性特質，其實蘊藏廣泛的普世性。觀眾毋須活於六十年代，亦毋須身處美國，仍能對片中提及的問題「感同身受」，亦能代入絲嘉特的經歷，對「為義受逼迫」的不幸遭遇感到氣憤和無奈。可惜即使自己「傾盡所有」，「付上一切」，到了最後，固有的問題仍未徹底解決，人與人的鬥爭仍舊持續性地不斷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