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本地電影業為了自救，北望神州，積極與內地電影機構合作之餘，更在劇本及拍攝取向上作出調整，確保影片配合國情，不會有違風化，傷害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感情。

今時今日的港產片，只剩下技術上的港產—演員港產、拍攝地方港產、編劇港產，跟七十至九十年代那種以香港為主體、體現本土情懷、彰顯本土荒誕的港產片，大相徑庭。回首過去，一齣齣具代表性的本地電影，不論是倫理溫情，還是光怪陸離，或多或少流露著港人感情無定的廝磨、機靈啜核的急智、身份模糊的張惶。憑著獨特的歷史背景，九十年代以前的港產片可謂百花齊放，爭相為港人說話，為港人遺情，體現出香港另類變天、難料順逆的複雜情緒，一種港人獨有的忐忑和憂慮。

時至今日，回歸已近十二年的香港，縱然撥開雲霧，卻未見青天 — 本地政治侷促、經濟不景，令本就五勞七傷的電影業收益驟跌，近乎欲救無從。香港電影因應時局變遷，始以輕鬆愛情小品掛帥，選擇恰如其份地發揮娛樂、解悶、消磨的作用。但是強敵環伺，南韓、日本、台灣，以至近年新興的印度及伊朗，靈感滿溢，創意迸發，各自在政府及國民的熱烈支持下，迎頭趕上，甚至超越。單以南韓為例，其電影事業近廿年急速攀升，可謂有賴政策及社會環境：在政策方面，當地政府早年實施配額制，規定全國戲院每年必須有一百四十六天放映本土電影，先讓本地製作站穩陣腳，繼而抗衡荷里活製作，即使近年配額減少，由於根基穩固，韓片現時仍穩佔韓國逾五成票房。在創作方面，南韓的近代史，可謂命途多舛，波譎雲詭：曾為日本殖民地，經歷骨肉分離的韓戰，受過戰後的軍法統治，灑過鮮血爭取民主，當中不論是宏觀的政局變遷，還是微觀的人情洗煉，都為南韓導演及編劇提供不少優質的故事素材。再加上適逢政治解禁，經濟發展迅速，兩者均鼓勵新晉導演不斷嘗試、試探和挑戰，處理一些韓人最重視的議題，如制度不公、南北僵持，以及飲食男女的現代生活。曾經負笈重洋的新生代導演紛紛回韓，將外國拍攝手法揉合韓國本土的價值風情，令影片不但觸動南韓人的心靈，亦令外國人另眼相看，揚威海外影展。最著名的例子有導演朴贊郁的「復仇三部曲」，成功將復仇升格為暴力美學，風格凌厲，被視為南韓成功打入歐美電影市場的黑船。隨後荷里活對韓片也趨之若鶩，積極購入優質劇本重拍，韓風之急勁，一時無兩。

南韓沒有什麼祖國的靠攏。將眼光投向全世界，是韓國電影業成功之重要因素—南韓明白，即使現在全球什麼都邁向一體，唯獨文化不能邁向一體。文化產業所追求的，不是同化，而是多元﹔不是奉應，而是特色﹔不是妥協，而是奔放。韓國電影成功保留本土獨有的悲情、恐懼、跳脫的Psyche，敢於顛倒、突破的橋段，以經轉化再造外國技法呈現世界，結果成功打造獨一無二、震撼人心的電影風格，備受國內外推崇之餘，更為國家帶來可觀的收入。韓國電影以本土人情為根，拍攝另闢蹊徑，任編導演縱橫馳騁，未聞要為某地區刻意經營。

反之，港產片單靠祖國，對電影業而言，固能解一時燃眉—只要謹遵內地法則、洞悉內地獨有民情，自然順風順水，隨時收個滿堂紅。然而，內地有關電影法則及禁忌教人無所適從，結果令本地創作人選擇自捅三刀，創作謹言慎行，又或將製成品凌遲處理，剮得體無完膚。他們的版本，雖說為檢察機關滿意，成功取悅內地觀眾之版本，但它更是一個主動與世界脫軌的版本。就如國內接受的正邪分明、不嫖不賭，在外國眼裡只是了無驚喜、脫離現實。如斯港產片，只餘土法，再無本土的靈魂，無以為港人說項言情、爭取外間的注意及共鳴。內地人既不能從港產片中窺見我們，外國人亦不見港產片再探索出什麼特色驚喜。港產片一淪為地球村的小眾娛樂，也就不再是屬於我們、屬於世界的文化產物。

為了大陸，我們放棄世界。

本地電影業一心北望，只會繼續帶來一套套跟世代脫節、共鳴欠奉、創意受箝的電影。自絕世界的同時，結果令香港要更依賴內地，在創作再作妥協，跟世界又走得更遠，促成一個惡性循環。試問還會有電影道出我們的迷茫、無奈、焦惶、驚恐嗎? 香港人，外國人，還看港產片幹麼？以一條財路換走一條出路，值得否？

嚴櫻(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