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的回憶

曉龍

說韓國人憂鬱悲觀，內心總沉澱著揮之不去的傷痛回憶，想拋也拋不掉，想忘也忘不了，僅從他們製作的一系列絕症、黑幫以至懸疑電影的情節進行思考和分析，此說實在不無道理。外國人看韓國電影，感同身受的觀眾可能覺得製作人感性有情，別具豐富的人生經歷，才能拍出引起全球觀眾共鳴的作品，如果對身邊的人和事沒有細心和深刻的觀察，根本不可能捕捉都市人忐忑不安卻又井然有序的心理狀態，如果欠缺足夠的人文關懷和社會洞察力，根本就不可能細膩地描繪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交往，並對普世性的仇和恨有多面向的詮釋，更遑論能把社會上曾經出現的真實事件「改頭換面」地搬上大銀幕。《白夜行》貫徹始終地保留以上提及的韓國電影特色，雖未將這些特色發揮至極致，但我們不得不承認，整齣電影無論在感性的人文關懷角度還是理性的按線追兇的角度，於人性心理的解構和社會問題的透視上，都算是一齣上乘之作。

一個癡戀狂愛，另一個無情忘愛，高洙愛上孫藝珍，是人性上的不幸。因為高洙為孫藝珍犧牲自己，不問代價，不求回報，一種義無反顧的迷戀，沒有理性的計算，只有感性的執迷，完全忘記現實，沉醉在「如夢似虛」的個人幻想世界內；相反，孫藝珍顧著抹掉童年時受到性侵犯的悲慘回憶，改名換姓只為了掩飾「污穢」的過去，對高洙為自己的付出，除了假惺惺的憐憫外，別無感恩圖報之意，現實社會中追名逐利的資本主義價值觀驅使她樂於與富商成婚而毫不懊悔，她的鐵石心腸與高洙的鐵漢柔情形成強烈的對比，她拋棄他以求捨棄過去的狠，與他纏著她以求重燃舊情的癡，在互相撞擊下，造成深沉而具壓迫力的人性角力。創作人擅於以對白反映角色的心理結構，配合他與她對角色特質的深層演繹，人物的精神狀態在眉宇與言語交接的過程中，得以清晰地突顯在她回答記者提問時冷酷無情的身體語言內，並深刻地體現在他對她欲語無言卻又暗自神傷的眼神裡。《白》能徹底地表現角色的個性，除了編劇撰寫對白的功勞外，演員對角色深層次的演繹，肯定居功至偉。

另一方面，《白》對社會問題的關注，使筆者想起另一齣同樣關注兒童受性侵犯問題的港產片《短暫的生命》，兩部電影同樣赤裸地折射此問題日趨廣泛的嚴重性，《白》不斷用閃回的方法細述性侵犯所造成的兇殺案，不單使受害者留下難以磨滅的慘痛回憶，還透析個別性的罪行如何發展成多種互為牽連的社會問題，創作人對現今韓國社會的體會，其對社會黑暗面的描繪，在韓國警方處理兇殺案時武斷而得過且過的態度上完完全全地表現出來；全片對腐朽社會的鞭撻，認真而嚴謹的處事手法的匱乏，使身處異地的觀眾即使對韓國社會毫無了解，但仍會對此日積月累而警方卻「處之泰然」的現狀感到惋惜，並黯然神傷。香港的創作人把《短》獻給所有曾受性侵犯的兒童，與《白》引起觀眾對此問題關注的出發點，縱使兩片分屬異地而毫不相干，卻仍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