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車站》

一場人性與反人性的拉鋸
奧斯卡參賽電影《最後車站》正在上映,此片由海倫美蘭與基斯杜化龐馬擔綱演出,除了故事題材之外,演員也是讓筆者走進戲院的重要原因,兩位主角儘管沒有獲獎,也無損欣賞的意欲。論整體成績,本片拍得相當不錯,至少沒有給我物非所值的感覺(其實綜觀今年的奧斯卡影片,精品不多,跟去年比要遜色一點,想來想去,本年度筆者看得最過癮的還是塔倫天奴的《希魔撞正殺人狂》)。本片開拍,雖說是為了紀念托爾斯泰(1828-1910)逝世一百周年,但仍不禁要問,電影為何僅僅以托氏的最後歲月為敘述的核心?紀念偉人逝世,不等於只能拍他的死亡,電影從頭到尾描述托爾斯泰暮年夫妻間的爭拗,究竟所為何事?難道是要指出悍妻的可怕與大文豪的可憐?
故事背景與梗概
故事背景是個山河壯闊的年代,整個世界在急速變動,山雨欲來,衝突頻生,世界各國不是在等待揭竿起義的一刻,就是在尋覓宣戰侵略的機會,危機一觸即發。在這樣一個偉大時代、關鍵時刻,兩個老人的吵鬧究竟有何意義?好的藝術作品,往往以小見大,將史詩式的背景鑲嵌在日常細碎的生活中,從而展開深層次的矛盾衝突,揭露人內心的種種掙扎與人性黑暗面,呈現大時代的精神面貌;而本片所描繪的,除了大文豪最後的生活點滴外,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前的社會氛圍。
《最》敘述托爾斯泰的愛徒拉迪米為追隨恩師理想,積極領導托爾斯泰運動,不但建立教育營舍,更游說恩師捐出小說版權,令托老思想傳播得更廣,從而改變社會。可是,拉迪米此舉正好觸動師母蘇菲婭的神經,蘇菲婭認定拉迪米處心積慮謀奪丈夫的財產,危害他們一家的利益,於是百般阻撓,一幕幕的衝突由此展開。
華倫泰的作用
本片表現愛情與理想的尖銳矛盾,大文豪周旋於愛妻與愛徒之間,左右為難,既渴望實現理想,又須設法安撫妻子,處境非常尷尬。而電影敘述的角度則落在華倫泰這個局外人身上,夫婦徒弟三人的衝突透過華倫泰的視點一一展開。華倫泰是個托氏信徒,明是托老秘書,暗則負責監視蘇菲婭一舉一動,給拉迪米通風報信。華倫泰在戲中的作用主要有三:
第一是牽引故事。電影從華倫泰應徵秘書工作開始,逐步剖開托爾斯泰、蘇菲婭、拉迪米三人之間的關係,整個故事透過華倫泰的加入得以進行。
第二是觀察判斷。華倫泰不僅是個敘述的中介者,同時也是個觀察者與判斷者。他每天要應付兩本日記,一本是拉迪米給的,一本是蘇菲婭給的;兩本日記源頭雖異,但目的則一,都是雙方為刺探敵情而交給華倫泰的秘密任務。這兩本日記正好把華倫泰雙重間諜的處境形象化地表現出來,他究竟要效忠哪一方呢?這是個必須處理的問題。於是,為了應付「功課」,他必須仔細觀察敵對的雙方,留下記錄;為了辨別是非,他得用心思考,加以判斷,而華倫泰的抉擇自然也成了電影的立場。
第三是映襯主角。戲中有一對老夫婦的愛情,也有一雙年輕人的戀事,兩對愛侶相互襯托與對照;而整齣戲裡,也只有這四個人可以互相了解,因為只有他們經歷過愛情,生命有共同的體驗。事實上,華倫泰跟瑪莎的感情線也是必須的,因為愛情不僅充實了華倫泰的人性,令他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更讓他擺脫拉迪米的影響,體會托氏夫婦彼此的深厚感情,也同時經歷跟托爾斯泰相似的掙扎──究竟應該忠於愛情還是忠於理想?這兩者是否有必然的矛盾?──從而在兩個陣營之間懂得如何取捨。
蘇菲婭的愛情
蘇菲婭這位伯爵夫人表面上是個麻煩製造者,不體會丈夫心意,一直阻撓托爾斯泰捐出版權。其實,蘇菲婭並非不了解丈夫,相反,再沒有任何人比她更明白托氏;她曾六次謄寫《戰爭與和平》,托氏愛她一輩子正因為他們倆心心相印、心靈相通。蘇菲婭要拼命阻止托老捐出版權,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她不能眼睜睜看著丈夫被哄騙,她不相信拉迪米,認定他有陰謀。第二是她對丈夫深厚的愛。
蘇菲婭這種愛相當複雜,既有保護的成分,也有佔有的成分。這是一個女人的愛,也是一個女人的嫉妒。愛情之於女人是生命的全部,男人非是(所以托爾斯泰儘管了解並體諒太太,卻也堅持違背太太而去實現自己的理想)。女人深愛男人時,要的是他的全部(男人已經擁有女人的全部,所以不用再要求什麼),更不能容忍別人跑來跟自己分享丈夫。遺產是屬於妻子兒女的,怎麼可以拿去給第三者呢?拉迪米要拿走丈夫的版權/財產,不僅是要跟自己分享丈夫,更要奪去丈夫對自己的效忠,最好的例子就是照片的爭持。托爾斯泰把拉迪米的照片掛在牆上,蘇菲婭把照片摘下來,換上他們夫妻倆的合照,可是沒幾天,她又發現夫妻合照又換回拉迪米的照片,讓她非常生氣。在她眼裡,拉迪米等於情敵、狐狸精,所以她對托爾斯泰與拉迪米之間的關係,總帶有性的聯想,因為拉迪米要奪去丈夫對她(一位妻子)的效忠。據此可以理解,蘇菲婭跟拉迪米的衝突已經不只是錢的問題,當中還有比錢更嚴重的矛盾,難怪蘇菲婭最後氣得拿起手槍對著拉迪米的照片狂轟。
蘇菲婭的「自私」
蘇菲婭看來很自私,阻止丈夫處理財產,整日一哭二鬧,弄得大宅雞犬不寧。可她真的是個自私自利的貪財鬼嗎?細想又不見得如此。從蘇菲婭的立場看,她的要求其實合情合理,否則也不可能打動華倫泰。她是托爾斯泰的妻子,丈夫遺產由妻子繼承自是天經地義的事;更何況托爾斯泰有如此成就,其中就有蘇菲婭的一份,他寫出這些偉大小說,可說是夫妻倆的共同成果。蘇菲婭是托爾斯泰很重要的助手,不光一直協助他寫作,也為他提供源源不絕的靈感,更給他誕下十三個孩子(不可忽略,孩子不是生了下來就完事,還要全天候的照顧和耗費心力的教育)。電影從來沒有花過一個倒敘鏡頭去刻劃蘇菲婭昔日的辛勞,可是觀眾該完全可以設想得到這些付出;因此,如果要說蘇菲婭自私的話,這也是合情合理的自私,她是絕對有這個權利去自私的。
蘇菲婭所做的,不是貪財,而是捍衛與保護──捍衛一些該屬於她和她子女的財產,同時也保護丈夫免受欺騙,影片最終映出法院的判決正好證明蘇菲婭是有理的。相反拉迪米的行為卻不太站得住腳,沒錯,他可以為了實現理想去游說恩師把版權贈與大眾,可是他沒權橫施手段去阻止蘇菲婭繼承產業,這是她當得的,更無權為了避免讓到手的版權節外生枝而阻止托氏在病重時見太太最後一面。他這樣做既不顧托氏本人的意願,也違反自己口裡對恩師的那份尊敬,而這樣對待一個垂死之人,也太不近人情了,最後連原來一直支持他的托氏女兒莎莎也不忍心,跑去接母親來見父親最後一面。當理想脫離了人性人情,就容易變質為野心與陰謀,拉迪米看似無私,但某程度上,其實最自私。
拉迪米的偽善與無情
理想是高貴的,可是一涉及到現實,即跟人、跟事、跟物發生關係,就難免墮入政治的泥沼,或為個人私心所污染,或經過放大、絕對化的自我與目標所扭曲,結果與陰謀詭計同行。影片後段,華倫泰當面揭穿拉迪米的偽善──他不過想藉吹捧托氏來成就他自己。這樣說並非意味拉迪米是個壞蛋,電影也沒有懷疑他要吞併恩師財產去達成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事實上,他看來的確是個托氏思想單純、狂熱的追隨者,一心要解救人民,只可惜過於執迷,以致漸走歧路,不自覺做了壞事。拉迪米最大的問題是「無情」,可這正正是個大問題。
電影主要透過拉迪米的性態度刻劃他的無情,前文已言,拉迪米一開始就表明他是反對性愛的;可是性愛卻是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性表現,拉迪米拒絕愛慾,是反人性的表現。拉迪米不僅自己拒絕愛慾,更扭曲或錯解托爾斯泰的思想;影片一開始,拉迪米給前來應徵的華倫泰面試,就跟他談論托老反對性愛的態度,潛台詞就是說,你不也反對的話,就很難跟我們同路了。拉迪米的用意是要測試華倫泰對托氏的信仰程度,跟著華倫泰自稱是個素食者與獨身主義者,意指他徹底追隨托老思想,於是拉迪米才放心聘請華倫泰。可是當華倫泰見著托爾斯泰時,托老很快就承認自己喜歡性愛──這個當然囉,否則他怎麼會生出十幾個孩子?華、托這段對話是要暗示之前拉迪米的說法不是真的,「反對性愛」只是拉迪米建構出來的虛假形象。
形象的虛構
拉迪米是個形象建構者,他建構自己托氏思想忠誠的追隨者形象,虛構托爾斯泰「反性愛」的聖人形象,同時也「打造」蘇菲婭無理取鬧、貪財自私、壞丈夫好事、阻社會前進的悍婦形象。是的,蘇菲婭的「悍」很大程度是拉迪米加給她的標籤,也是給拉迪米逼出來的(儘管她的個性的確很強),她在戲裡實際上只是個深愛丈夫的女人。當華倫泰應徵時,拉迪米透過一本日記,先讓華氏(以及觀眾)對伯爵夫人留下負面的印象──她是個麻煩、危險的人物,必須小心對付,否則會壞了大事。有了這個先入為主的偏見,往後她對拉迪米的行動有任何反應,都能套進這個悍婦的形象中;她越是大吵大鬧,拉迪米等人就越發理直氣壯地把她邊緣化、妖魔化,她無論做什麼、說什麼,大家都不必理會。拉迪米一直主導各人要怎麼看蘇菲婭,後來華倫泰漸漸擺脫影響,竟然同情蘇菲婭,拉迪米立即責備他中了她「感傷矯情的毒」。
反情慾的政治指向
拉迪米無情、反人性,所以也壓抑、反對一切的情慾,把情慾看為惡;實際上,這才是最大的「惡」(政治家倘若無情,對社會的殺傷力會是非常可怕,可惜他們自己往往不知道)。經過仔細的觀察思考,加上瑪莎愛情的洗禮,華倫泰漸漸認同蘇菲婭(他的名字叫華倫泰,最後果然選擇了愛情,擁抱心愛的女人,離開俄國,定居布拉格),也看出拉迪米的虛假。華倫泰後來質問拉迪米:「他們夫妻一生相依,你為何要否定?」是的,為何否定呢?答案就是,不否定的話,他憑什麼把托氏的財產從蘇菲婭手中奪去?他根據什麼道理去共托爾斯泰的產?共產主義的反人性,就在於把「家庭」這個傳統觀念與社會基本單位徹底剷除。要把家庭連根拔起,讓社會走向公有制度,就得連帶將家庭的成立基礎──男歡女愛一併否定。因此,蘇菲婭一提起運動(movement)就咬牙切齒,她不光痛恨拉迪米來跟她爭產,她更洞悉拉迪米的葫蘆裡究竟在賣什麼藥,她罵托爾斯泰不過是想做「神」,罵他「以為自己是誰」。造神運動正是世間所有極權統治的基礎與前鋒;在蘇菲婭眼中,丈夫只是人,不是神,人要僭越扮演神,就是惡,合該被蔑視;既是惡,就該誓死反對,道理就那麼簡單。可是托爾斯泰似乎是老糊塗了,他要更上層樓,他順著拉迪米的旋律起舞。
至於拉迪米的形象建構工程則是階級鬥爭的基礎,倘若不先把人標籤為某個階級、某種人,「打造」某種或善或惡、或暴虐或悲慘的極端形象,鬥爭也就無從挑起。這裡不是說拉迪米已經是個共產黨人,而戲裡的拉迪米雖然有點兒自私虛偽,但還沒到達野心家的地步,可是共產主義的思想與行為特徵已明顯在他身上發酵、成形,拉迪米這角色是要預示十月革命的來臨。
影片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一零年,電影正好描繪革命蘊釀時的社會、思想氛圍與趨勢。至於可憐的托爾斯泰,為實踐理想登上列車,隨徒弟離開自己的「家」,結果才剛開始就要落幕。列車駛往何處?他的理想可有到站的一天?想想其後的歷史,寧不教人黯然歎息?
黃治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