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實與虛構之間   曉龍

       我們看電影時，到了影片末段，通常都會看見一句老生常談的說話：「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似乎虛構是電影情節必然擁有的特質，虛假的故事肯定在觀眾意料之內，但在後現代社會中，電影創作人很多時候參考社會現實，在現實之上「構築」虛假的情節，使電影成為紀實與虛構的混合體。這正如梁秉鈞在〈電影空間的政治─兩齣五零年代香港電影中的理想空間〉一文中所言，「最重要的空間政治在電影(《珠江淚》)後半段的城鄉對立顯示出來。城市空間描寫為罪惡的淵藪……電影貌似寫實，其實充滿虛構與矛盾。……片中有關廣州的鏡頭：農民上岸、當苦力、拉壯丁、廣州街頭和夜景都是當時拍的。……原來拍攝時海珠橋已被炸，片頭用的其實是照相館櫥窗裡的照片。……這些細節可以令我們明白電影的紀實性與虛構性同在，電影並不是如實反映現實的工具，而是各種意識形態、商業考慮、民情風俗的線索互相磋商的綜合藝術。」《東京家族》被視為現今日本的紀實性電影，但其寫實的特質是否蘊藏著虛構的事物？其寫實的風格能否成功地掩飾其虛構的部份？現分析如下：
 
      導演山田洋次把小津安二郎的寫實風格搬進《東》內，其畫面顏色清淡樸實，貼近現實。片中演員的一舉一動皆具生活感和自然美，與其說他們正在演戲，不如說他們只在片中做回自己；幸一、滋子和昌次在東京這個大都市內過著繁忙的生活，其生活節奏急速，每分每秒都像在追趕有限度的生命，珍惜寶貴而難以取締的一分一秒，這種趕急的大城市生活脈搏，真實地反映典型的都市人艱苦而欠缺閒適時刻的不平衡生活狀態，有濃烈的寫實味道。他們原居於廣島郊區的父母來到東京後，不太適應東京的高速生活，以及其在高壓下難以舒緩的繃緊狀態，當中明顯和極端的城鄉差異，肯定是城市的發展遠遠超越鄉郊地區的寫實性反映。因此，《東》的故事情節具有穩固的現實基礎，其對城市人的生活與城鄉差距的描繪皆源自現實生活中的典型，故在取材和舉例兩方面皆有現實的根據。
 
      不過，創作人在現實之上進行了一些顯得虛構的「設計」。例如：由於創作人不希望《東》成為一齣煽情片，刻意淡化母親突然死去後眾子女的悲痛情緒，沒有呼天搶地的哭號，亦沒有憂心震驚的叫喊，更沒有傷心欲絕的淚水，只有平淡自然的憂愁，無奈坦然的哭訴，以及稍微感傷的淚痕。很明顯，創作人為了繼承小津安二郎的寫實風格而「不惜一切」，把所有理應「高昂」的情感壓至最低點，令一切顯得「平平無奇」，生老病死這些人生的必經階段亦在低調的感傷中無聲無息地完成。這種為求保留其美學風格而作出的「犧牲」，其淡然安舒的情節鋪排，可能與現今大都市內生活日趨緊張，神經容易被觸動的社會現實不符。當中為了營造個人風格而作出的虛性設計，使《東》寫實的特質明顯蘊藏著虛構的事物，其寫實的風格不單不能成功地掩飾其虛構的部份，反而因其刻意寫實而使其虛構的部份更為突出。《東》中母親的喪禮內子女只「掩臉而哭」，欠缺外露的悲痛情緒，當中「淡然處之」的選擇和取捨，正好反映創作人把影片的個人風格放在最前，並把其貼近現實的特性放在較後位置的設計和編排。由此可見，《東》不是百份百的寫實電影，只是梁氏所指的「互相磋商的綜合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