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十二月

《大娛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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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天生我才必有用 曉龍

別以為「天生我才必有用」是一句老掉大牙的說話,直至今時今日,我們仍舊會在不知不覺間貶視一些與自己不同的人。這些人與生俱來的特質與所謂的「正常人」有很大的差異,他們當中有一些特別高、特別矮、特別肥或者身上有特殊的圖案,家人覺得他們怪異,把他們「隱藏」,怕他們外出見人會被取笑,被傷害,甚至會被羞辱。這使他們從小至大自覺「低人一等」,被迫活在社會中的邊緣地帶;雖然《大娛樂家》內巴納姆(曉治積曼飾)不是像他們一樣的「怪人」,但他同樣是社會上被排斥被壓抑的弱勢社群。他愛上了富家女(米雪威廉絲飾),卻因自己的地位不及她,以致她的父母極度反對這段愛情,使兩人的感情差點無疾而終。他突然被公司裁員後,不曾放棄自己,反而積極向上,刻意拉攏他們,進行前所未有的馬戲表演,為觀眾帶來新鮮感,提供娛樂,這亦同時使他與他們獲得發揮個人才能的機會,不是「廢柴」,不是「垃圾」,而是以高難度動作贏盡觀眾掌聲的表演者,是堅持到底和不屈不撓的成功人士。

說《大》勵志,在於此片以真人真事為藍本,片中巴納姆大起大跌的人生,如這些經歷放在另一人身上,很大可能使那人意志消沉,甚至一沉不起,但他偏偏「越跌越強」,在最低沉之時東山再起,確實需要與眾不同的恆心和毅力。初時他想以怪異博物館招徠客人,但客人只覺其古怪,卻嫌棄那些展品只是毫無生氣的死物,缺乏吸引力,他沒有因此而放棄,反而繼續發揮他「能人所不能」的冒險精神,把死沉沉的博物館「轉化」為活生生的舞台。他屢創新猷的積極態度,雖被視為離經叛道,甚至在每次表演時都有一群反對者進行激烈的示威,亦在表演後被劇評人貶為「騙人的小丑把戲」,但他深深了解自己不可能滿足社會上千萬種人的需求,有些觀眾喜歡看高檔次的表演,可欣賞歌劇和芭蕾舞表演;另一些觀眾喜歡看通俗的表演,可欣賞由他籌辦的馬戲團表演。在娛樂方面「各取所需」,正是品味趨於多元化,鼓吹思想自由,促使社會邁步向前的原動力。

由此可見,片中的巴納姆其實是香港的王晶,曾經在商業上取得空前的成功,但其作品被尊貴的評論家貶為「一文不值」。巴氏的原意本為了賺取龐大的利潤,但他發掘了社會上邊緣人物不為人知的才能,使他們獲得自尊和自信,這些公開表演的「副產品」可能比其得以維持生計的少少金錢更加重要,因為他們終於知道自己有無可取締的生存價值,了解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即使不能像常人一樣平淡地過活,仍然能對社會作出貢獻,在屬於自己的舞台上發光發熱。當然,不論他或他們,在奮鬥過程中不會單單依靠自己,事業上固然大多依靠自己的天賦才能,精神/情緒上卻多依靠身旁的伴侶/家人或「生死與共」的表演拍檔。例如:他在最低沉而瀕臨破產之時,依靠太太和兩位女兒的支持,才可再「站起來」,重新出發;同一道理,他們鬱鬱不得志時,同樣依靠長年累月的表演拍檔,才可重建公開表演的信心,繼續在舞台上再現輝煌。因此,「怪人」之所以為怪,皆因其與別不同,這不代表他毫無存在價值,反而因他的「怪」,才突顯上帝創造人類的珍貴價值。

21
十二月

影評快訊第3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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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靈頓2

曲折離奇、浪漫有趣、繽紛目眩。一個信息:「你點對人,人點對你。」

第一集只看預告片時,感覺是「怕怕」但原來是非常好看!到這集當然不會錯過。沒失望,延續熊熊的「很天真、很傻」哲學,好一頓Paddington心靈大餐。

熊熊表孝心,為了一件生日禮物竟身陷囹圄。以童話故事來說,確有點獨特;沒想到要小朋友踏足成年人的監獄。結果,没有黑獄斷腸歌,只有笑聲笑聲滿載温馨!一場「囚衣都變色」真的是驚喜讚絕(原來配合後續*)。最後,監獄很多規矩因他而改變。這段令我想起黃之鋒。

此集劇本瞻前顧後,很多細節都有來龍去脈,完整清晰。而特技亦同樣超卓,熊熊與演員的配合已經去到零瑕疵。一段暢遊倫敦紙塊POP-UP動畫精巧細緻,別出心裁。曉格蘭特大反派的演出更是破格搶眼,當中還有他的自嘲戲謔,令人忍俊不禁。熱鬧場面與連鎖動作紛陳,華麗奪目有之,鬼馬驚險有之,逗得小孩子哈哈大笑。更「頂癮」的是:熊睥睥出沒注意!正到呢

不能不提,看這片的時候特別有親切感,聽到久違了的牛津腔英語,人也興奮起來。真喜歡這個英式聖誕。

*精彩百老滙式歌舞

陸凌綠

18
十二月

《柏靈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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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人性本善 曉龍

人類與其他動物都喜歡群體生活,故建立一個家庭對我們與牠們而言,別具重大的意義,《柏靈頓 2》內的柏靈頓亦不例外。片中牠已融入布朗一家,視他們為自己真正的家人,喜歡他們的陪伴,亦樂意與他們相處,由於牠出外活動時樂於助人,故輕易討得大部分街坊的歡心,但人總有妒忌心,當牠大受歡迎之際,自然有人對牠「眼紅」,覺得牠助人的行為有刻意討好別人之弊,顯得假情假意,甚至視牠為自己的「眼中釘」。本來牠源於一片孝心,想購買立體書送給露絲阿姨賀壽,殊不知立體書被偷掉,自己被冤枉入獄,噩運連連,牠應如何自處?幸好牠從小至大對熊生有樂觀積極的態度,不單沒有怨天尤人,反而視獄友為自己的朋友,他們原來凶神惡煞的臉容,被牠付出的愛和關懷感染,變得善良可親,雖然其後與牠一起逃獄的行為全因私心作祟,但最後終痛改前非,主動幫助牠尋找偷走立體書的真兇。從此片創作人的角度分析,人性本善,即使那個人多窮凶極惡,仍然會有善良可愛的另一面,可能這就是兒童片的本質,為黑暗的世界帶來光明,為烏黑的國度帶來色彩。

現今新一代容易對整個世界感到失望,甚至絕望,但《柏2》為這群年輕觀眾帶來希望,告訴他們:人類總會有善良的一面,你覺得此人敗壞至極,毫無優點,皆因自己很多時候只放大了那人的「污點」,而不懂得/不願意發掘其可愛之處。故柏靈頓在人際關係方面的成功之處,在於牠保存著童心,並時常以童心看別人、看世界。當我們想著那人有多複雜,有多「污穢」,便很容易鑽進「牛角尖」,設想他是一個恐怖狂徒,現在面對的境況困難重重,要改變他以令自己脫離險境,實在談何容易;不過,如果我們活像片中的柏靈頓,撇除獄友窮凶極惡的第一印象,視他們為自己的朋友,以友善的態度對待他們,這自然會沖淡彼此之間的隔膜,化解相互之間的矛盾。牠以愛融化一切,在成人世界內,雖然顯得天真幼稚,但這未嘗不是建立關係的好方法。在銀幕上,因為愛,牠才可與獄友成為真正的朋友;同樣道理,在現實中,因為愛,我們才可與身邊人建立真正的友誼。

有些觀眾可能認為《柏2》給予兒童一種錯誤的世界觀,讓他們以為整個世界真的像片中非黑即白那麼簡單,看完此片後會在現實世界內飽受欺騙,甚至發覺真實的世界不如片中那麼純樸而對真正的人際關係失去信心,故《柏2》不單不會對兒童產生正面的影響,反而會成為妨礙他們認識和了解真實世界的「路障」。不過,現今新一代在複雜的現實環境中長大,隱瞞詐騙等事情在本地和國際新聞內無日無之,可能他們自出娘胎開始已認識真實世界黑暗的一面,無需透過電影了解敗壞的社會現況,反而《柏2》可為他們提供大同世界的願景,讓他們對未來仍舊充滿著盼望,不會因遇上現實中的醜惡而灰心失意,反而在片中看見美善,找到希望,這對他們的人生道路有異常重要的價值,因為美善能成為他們在人生中不斷努力的原動力,並繼續邁步向前的推動力。由此可見,《柏2》在提供娛樂之餘,其宣揚的正面價值,對兒童的成長而言,具有難以取代的重大意義。

14
十二月

影評快訊第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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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

《星球大戰:最後絕地武士》

柳暗花明又一村。

黑暗勢力擴張,活像現時陰霾的香港。是節節敗退?前無去路?本集《星戰》給了洩氣絕望的我們一點鼓舞和啟示。還有,薪火相傳。

相信這集是歷久以來戰爭場面最多最頻繁的一集,盡情發揮了3DIMAX、動感、全景聲的震撼效果,只覺得自有《星戰》以來,戲院就好像是為它而設。沸沸揚揚的戰爭場面此起彼落,幸有隱世荒島的氣牆間隔,不致血壓颷升;而傳統每集皆有的各式各樣趣怪生物、BB-8等鬧鬧笑笑,也起了緩和作用。

《星戰》本來就是一齣武俠片,來到這集當然是承上啟下,拜師學藝屢屢碰壁;滙聚天地之靈氣從內而外的東方武學與哲學仍然貫徹。賭船一段趣怪兼反映現實:戰爭根本就是由這麼一群既得利益者挑起。中間的枝枝節節雖然也是一貫套路,但仍見豐富熱鬧,只是到最後的「打大佬」就實在太反高潮了;大佬的「原力」那麼厲害,怎會…(噢,劇透了)。惡戰連場雖然刺激精彩,但實在過多,縮短一點應該更佳。

然而,更重要的是電影告訴了我們:「變數」永遠存在;只要不退縮、不放棄,抓緊時機,形勢仍可扭轉的。儘管黑暗盡頭仍是黑暗,說不定就在轉角處發現隱蔽了的光明之路。

與戰鬥到最後的立法會議員共勉之。

陸凌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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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莉與魔女之花》

早在J.K.羅琳之前的魔法學校-「創作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是46年前。

1971年英國作家Mary Stewart的兒童小說《小掃帚》(The Little Broomstick)竟與1997年的《哈利波特》那麼相似!絕對有理由相信同是英國作家的J.K.羅琳向《小掃帚》作出無限量「致敬」。因為《哈利波特》系列太深入民心,變相削弱了此故事意念的新鮮感,實在吃虧;唯紅髮雀斑小瑪莉的戲劇性發展與懸念鋪陳,總算挽回不少吸引力。最後「捨」才是最大的「得」題旨,更值得我們「擁有至高無上智慧、自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反思、欣賞。

米林宏昌的畫功始終難及宮崎駿,但豐富的想像、色彩與造型已有七成相似;貓咪可愛、節奏明快、歌曲動聽,英倫風笛的配樂也十分出色。讓一場魔法滿足小朋友的幻想,度過一個開心聖誕,應是為人父母不錯的選擇。

陸凌綠

12
十二月

《奇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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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的示範 曉龍

香港推行融合教育已有一段時間,不論肢體傷殘還是精神心理缺陷的兒童和青少年,都有機會入讀主流學校,倘若這些學校的學生的包容性較高,有缺陷者不會被歧視,獲得接納之餘,還能融入社會,為將來進入成年世界鋪路。相反,如果他們的包容性較低,有缺陷者不單會被歧視,被視為異類,甚至遭受言語或肢體欺凌,這就像《奇蹟男孩》內奧吉 (雅各川伯尼飾)的親身經歷,他天生臉部有殘缺,入讀主流學校後,慘被視為「怪胎」,同學以「非我族類」的心態對待他,但他樂天的個性驅使自己不會因而自怨自艾,反而努力地令同學欣賞自己的內在美,雖然他被排斥時會有不高興甚至憂鬱的情緒,但他懂得安慰自己,且在母親伊莎貝爾 (茱莉亞羅拔絲飾)及父親尼特 (奧雲韋遜飾)付出的無私的愛和關懷下,他肯定自己的能力,欣賞自己的優點,進而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這使他堅強地面對困難,樂觀地應付挫折,繼而以自己的行為表現展示個人珍貴的存在價值。

「以貌取人」是人類普遍的通病,此病症從古至今仍未獲得根治。可能人類先天愛美,對醜的接納程度十分有限,這導致片中奧吉被取笑受貶抑的遭遇幾乎是「人之常情」,沒有改變的機會,遑論會有逆轉的空間。有觀眾可能認為他在全片中後段內被同學認同接納的經歷的可信度較低,因為「異類」被接受的過程不會那麼輕易,歧視問題絕不能一朝一夕被化解;但他良好的品格和行為確實贏得同學的掌聲,且同學每天與他相處,加深了對他的認識和了解後,便會覺得他除了長相較怪異外,其內心世界和生活習慣其實與一般小孩無異,這證明他並非「異類」,故他被接納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奇》的故事情節合情合理,導演只用大約兩小時表達同學從抗拒至接納他的過程,由於時間被濃縮,這使同學對他的態度的一百八十度轉變顯得倉促,但我們不可因而否定他被接納的機會,亦不可不承認他的能力獲認同的可能性,更不可以偏概全地以他成為班內群體的一員的結果認定創作人較天真和較幼稚的思想。相反,我們應相信「人性本善」,同學與他長時間相處,與他發展友情,他臉部的缺陷在人情的「溶解」下,已不會成為一種破壞人際關係的障礙,更不會成為一塊阻礙友誼發展的「絆腳石」。

不過,電影始終是電影,有偌大的虛構成分,現實中的融合教育可能不如《奇》內那麼成功,同學最多只會不排斥奧吉,要像全片結局內完全接納他,實在談何容易。畢竟電影是夢與現實的「有機結合」,當現實不一定美滿時,創作人為了安慰身處於現實世界的觀眾,只好創作一個對他較佳而不一定具有百分百真實感的結局,因為我們對人性必須抱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繼續生存上進的動力;否則,倘若片中的小學生的人性黑暗無光,執著於其對他的惡劣態度,甚至「冥頑不靈」,這便會使我們悲觀失望,遑論會有渴望改變他們的動力。由此可見,《奇》內人間有情,在現實表面化的功利社會中,我們仍可在全片虛構的故事內「尋夢」,找到人性的光輝,獲得心靈的安慰,並享受一剎那久違了的感人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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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普拉斯》

眾生皆苦。阿彌陀佛。

剛奪台灣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的黃信堯,以嬉笑怒駡手法,拍出一套絕片。全片黑白(只偶有彩色-戲中有說明意思) 並說台語,別樹一幟。導演很大膽,作為一齣商業片(之前是紀錄短片),主角沒俊男美女,只有拾荒者肚財和看更菜埔兩個「麻甩核突佬」,卻偏偏又生動趣怪,二人擦出玄妙生輝的火花;人物寫得十分出色,難怪同時獲得「最佳改編劇本」獎。故事圍繞著一件你想也沒想到的集色情、緊張、偵探、懸疑、惹笑於一身的偷窺事件。藉此活脫脫地描寫低下階層的真實面貌,讓你一忽兒眉頭深鎖;一忽兒會心微笑(甚至大笑);而笑中卻隱含著苦澀、無奈與憤怒。一段頗長的夜夜笙歌嫖妓戲水,更突顯出窮人的孤苦可憐。

貧富不均;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有強權無公理,還加上宗教的偽善,人脆弱的心靈似乎已經無所寄託。難得有一位導演不唱高調,貼地發聲,讓我們得到宣泄,舒解一下愁緒,確是功德無量,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後記:金馬獎除上述兩個外,還奪得最佳攝影、最佳原創電影歌曲、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等共五個獎項。此片只在月前的香港亞洲電影節放,希望遲點會有正場公映。

陸凌綠

6
十二月

《22年後之告白 –我是殺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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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迴路轉的故事情節 曉龍

電影已出現了超過一百年,偵探片的數量亦多不勝數,要在同類型電影中作出突破,殊不容易,亦不簡單。如果 《22年後之告白 –我是殺人犯》的創作人仍舊圍繞著「誰是真兇?」 這問題兜兜轉轉,觀眾一定認為此片老調重彈,但今趟創作人筆鋒一轉,一開始已告訴觀眾曾根崎雅人(藤原龍也飾)是22年前的連環殺人案的真兇,即使起訴期限早已屆滿,真兇不可能被拘捕,但他高調地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地出版殺人實錄,難免令觀眾產生質疑,他真的是為了「謝罪」這麼簡單?既然他已不會再被拘捕,為何他會「趾高氣揚」地公開自己的「真正身分」?他這樣做,究竟有何真正的動機?究竟他是否真正的兇手?這些問題在影片中後段內獲得逐一的解答。全片故事情節峰迴路轉,當觀眾以為真相大白時,殊不知我們都已經被騙,因為真相並非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以為一切皆理所當然時,卻想不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情節中的扭橋再扭橋,使我們在「直路」與「彎路」之間左穿右插,到達「終點」時,我們得知真相的一剎那,便會高呼:「原來如此!」。

此外,不少人認為日本社會有卡通童真的一面,亦有變態恐怖的另一面,簡單與複雜「彼此交纏」,而《22年後》則著意刻劃社會內成人世界中難以想像的驚慄和惶恐。當電視節目主持訪問自稱為殺人犯的曾根崎雅人的內容公諸於世後,普羅大眾除了驚恐以外,便是埋怨和憤怒,這證明日本人仍有基本的道德意識,對違反道德規範的行為予以強力譴責,是他們不必協調的應有共識。故片中的曾根崎雅人召開的記招結束後,輿論譁然,文化界出版界抨擊那本殺人實錄,傳播界法律界抨擊電視台的行徑及其與真兇得以「逃之夭夭」的相關法律條文,這源於社會上不同界別都會從教育和道德的角度出發,擔心殺人實錄會教壞年青一代,使他們隨意以殺人洩憤,用暴力解決問題;電視台播映殺人犯與主持對談的節目,使殺人犯深受年輕一代崇拜,甚至視他為自己的偶像,這使他們的價值觀被歪曲,後果不堪設想。這證明《22年後》的創作人不滿足於拍攝一齣純偵探片,他們還想藉著此片探討日本的教育、傳媒以至整個社會的問題。當我們看見片中群眾對殺人犯趨之若鶩時,不能不說:「日本社會真的生病了!」。故他們藉著此片讓當地觀眾了解日本的社會問題,亦可令身為外來觀眾的筆者對當地的社會現狀與人文素養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因此,此片絕對能成為日本文化中具象徵性的代表。

另一方面,《22年後》的創作人特意安排全片中後段內部分日本人受曾根崎雅人的乖張行為影響,繼而主動地自稱為殺人犯的「變態」行為,這證明他們的自我形象欠佳,自尊心低落,渴望藉著言語突出自己,使自己成為其他人心底裡的「英雄」,獲得他人的崇拜和「景仰」,自信心大增,自我形象得以改善,自己在一剎那間已成為公眾人物,享受前所未有的榮譽感,虛榮心獲得滿足之餘,亦可一嘗「名成利就」的滋味。即使他們自知這種行徑已觸犯法例,依舊我行我素,這源於上述的榮譽感和虛榮心已蓋過了犯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那種難以言喻的滿足感已遮掩了違法行為所帶來的身心靈傷害。人類不是理性的動物,從《22年後》的內容分析,此說法確非言過其實,更非誇張失實。

2
十二月

《東方快車謀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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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會說謊 曉龍

所謂 “Everybody would lie”,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在《東方快車謀殺案》內表露無遺。片中各列車乘客貌似正直不阿,其實「心懷鬼胎」,有高貴的衣著,端莊的外表,但內心並非如外表一樣「潔白無瑕」;人總有缺點,被打了一拳,絕不能忍氣吞聲,甚至若無其事,產生仇恨,銳意報復,此乃人之常情,沒有對與錯之分,遑論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別。片中十三位擁有不同身分和背景的普通人,包括商人助理及管家、寡婦、醫生、教授、公主及女傭、女教師、汽車推銷員、列車長、伯爵夫婦及女傳教士等都成為殺害古董商人的嫌疑犯,這考起了私家偵探魏柏賀,因為他需要分辨誰說真話誰說假話,那些說話是真那些說話是假,真話與假話並存或其中一部分是真另一部分是假的機會率仿如「天文數字」,會有「數之不盡」的可能性,若只用常理分析,根本不可能釐清當中的對與錯及真與假。因此,如觀眾看此片,需要非一般的耐性和毅力,專心觀察每一乘客的行為舉止,便會發覺他們每一位的謊話背後都有些微的漏洞,只需細心地搞清每項細節,謊話便會逐一「露餡」,真相大白,所有事情都會水落石出。

事實上,要了解片中列車的每位乘客與死者之間的關係,並不困難。因為每位乘客都與死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釐清每一位的真實身分後,我們便會發覺每位都是不折不扣的嫌疑犯,他們在特定的處境下都對死者有或多或少的仇恨,死者身中多刀而亡,絕非偶然;在殺人動機方面,他的死亡,究竟是有計劃的謀殺還是意外的誤殺?是眾人合力而成的陰謀還是一人獨行其事的後果?是眾人一洩心頭之憤而衍生的集體性暴行還是個人替天行道而衍生的個體性「私刑」?到了影片的中後段,不少乘客為免魏柏賀鍥而不捨地追查下去,他們中間有人主動承認自己是真兇,這些人願意自首,作出這麼大的犧牲,究竟是真心的認罪還是假意的隱瞞?是個人的承擔還是群體的掩飾?是忠於事實的悔疚還是虛情假意的坦白?因此,《東》頗堪玩味之處,不單在於其迂迴曲折的情節,還在於其對人性的刻劃和剖析。原以為此片大膽而毫無保留地披露人性的陰暗面,殊不知這些陰暗面的背後其實隱藏著盡善行義的另一面,正如一枚硬幣有兩面,惡背後的善,罪行背後的慈惠;法律難以制裁「罪犯」,讓他得以「逃之夭夭」,使用極端暴力的方法懲治他,既可被視為「濫用私刑」,亦可被視為「秉公行義」。善與惡之間,其實存在著糾纏不清的灰色地帶。

另一方面,我們很多時候以為說一句謊話無傷大雅,既可修補自己的形象,亦不會得罪別人,因為真相往往十分醜惡,且牽連甚廣,可能為自己和別人帶來嚴重的後果。不過,在被質疑之時,我們很多時候會用另一句謊話遮掩原來那句謊話,使自己說的謊話越來越多,漏洞越來越大,真相終會完全敗露。這就像《東》內的魏柏賀不斷對疑犯追問,讓他們不停地說話,真話之中夾雜謊言,謊言之中夾雜真話,在真與假之間,於人為的疏忽之下,終會露出破綻,事實真相自然會逐一顯露。由此可見,《東》的原著小說於1934年出版,事隔多年後依然不曾成為「歷史遺跡」,仍然被導演簡尼夫伯納拿來拍成電影,這證明小說內字裡行間對罪的思考,對人性的諷刺,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那些隨著時間的消逝而越香濃越美味的「美酒佳餚」,依然具有值得細意「品嚐」的豐富價值。

30
十一月

影評快訊第3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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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後の告白我是殺人犯》

發人深省的偵探懸疑片。(絕不能劇透)

當「殺人犯」也可以成為偶像,這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每天網上都有不同的網紅,無論發表甚麼,總有人會讚好、追隨。對事物不去求證,不管真偽;總之甲說好,乙說好,丙自自然然都會說好。接收資訊愈多,反而思考能力愈趨下降,這就是今天的我們!

電影中「殺人犯成為偶像」只是佔少部份,但諷刺力相當強;當然傳媒、司法制度也是目標之一。而大部份又是甚麼?其實是查案。全片懸疑性不弱,抽絲剝繭,追看性強,導演敍事有技巧,令你欲罷不能。情節緊湊,意料之外的佈局確實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落俗套。唯字幕後的結尾餘音實在必要,這片段簡直推翻整個構思,破壞了整齣戲,可惜。

陸凌綠

24
十一月

《追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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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宇森作者風格的再現 曉龍

看《追捕》前,必須重溫吳宇森導演過往八九十年代的港產片,因為以吳氏為標記的影片有其統一的風格,亦有其「作者簽署」的延續性。例如:《追》內的雙槍對決,有舊日《英雄本色》、《喋血雙雄》等影片的動作場面的影子,能勾起年齡處於中年的亞洲觀眾的集體回憶,回味舊日港產片的一點一滴;《追》內律師杜丘 (張涵予飾)與警探矢村 (福山雅治飾)的槍戰場面佈局與調度「似曾相識」,讓觀眾彷彿在一剎那間「返回」周潤發年青時代的英雄片故事,享受槍林彈雨的震撼性,亦欣賞吳氏獨有的暴力美學。這種久違了的集體回憶讓筆者想起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雖然張涵予與福山雅治分別是國內及日本演員,但他們敏捷的身手和靈活的持槍技巧別具美感,不遜色於當年港產片內的周潤發和狄龍,且《追》在日本拍攝,具有別樹一幟的日式黑幫片風格;《追》身為港日「混血兒」,讓觀眾懷舊之餘,亦可帶來跨地域「混雜」的新鮮感,鍾愛港日舊式英雄片的觀眾,肯定不容錯過。

此外,舊日周潤發與狄龍的同性情誼在《追》內杜丘與矢村之間獲得再現的機會。杜氏對警察投不信任票,當矢村追捕他時,他不顧一切地逃走,認為自己應能找到被陷害的事實真相,深知所謂的司法制度根本對他沒有任何幫助,遑論能使他沉冤得雪。矢村經常處於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源於警員職責所在,需要歇盡全力逮捕身為通緝犯的他,但另一方面矢村卻察覺所有指向他的證據過度完美,此兇殺案有疑點,他應不是真兇,且其後矢村與他惺惺相識,覺得他是對手之餘,亦可以是好友,這種對壘轉化為合作的關係,使兩人自自然然地建立一種互相欣賞卻又彼此對抗的同性情誼。手銬本用來逮捕罪犯,但它把兩人牽在一起,象徵兩人的關係更進一步,已非正反敵對或兵賊對抗那麼簡單,而是共同出生入死、赴湯蹈火的好兄弟。因此,《追》可讓觀眾再次回味吳氏英雄片內男性陽剛式的情誼,重感情,講義氣,甘苦與共,是理想式的武者品格,亦是強悍卻帶點「溫柔」的典型傳統男性形象的徹底體現。

白鴿象徵和平與愛,《追》身為吳氏的作者電影,當然少不了白鴿的意象,當劇烈打鬥出現時,總會出現白鴿飛過的場面,或許吳氏想為觀眾提供喘息的空間,或許吳氏對和平與愛的來臨有積極樂觀的希冀和盼望。在杜丘陷於被冤枉的困局不知所措之際,欲還自己清白卻不得要領之時,似乎他已在迷局內「動彈不得」,沒有出路,沒有希望,只有一片黑暗;但一群白鴿「突如其來」地出現,似乎暗示黑暗過後終會有光明,「戰爭」之後終會有和平,他只需不斷等待,相信自己在噩運過後個人命運終有徹底逆轉的一天。事實上,矢村是幫助他扭轉命運的「貴人」,沒有矢村,他很大可能陷入冤獄內「萬劫不復」之境,遑論會有「逃出生天」的一日。因為當他身邊沒有人相信自己並非殺人兇手時,矢村力排眾議而固執地相信他,矢村對他自我澄清的說話深信不疑的態度,使矢村不會放棄探查兇殺案的事實真相,反而尋根究底地找出真兇是誰,這種堅持和執著,終使事實真相重見天日,他亦成功脫罪。吳氏電影常見的邪不能勝正結局再次在《追》內出現,正是矢村不鬆懈不放棄的積極態度造就的正面效果,亦是吳氏對理想和完美社會的深切盼望和美好憧憬的徹底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