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電影的「對話」 曉龍

作者東野圭吾身為懸疑小說作家，其作品多集中於層層推進的推理式情節，想不到他除了理性，亦會有感性的另一面，其深刻地探討人生而表達自己對生命的所思所想的《解憂雜貨店》以眾多不同的故事交織在一起，讓老中青三代透過自己向雜貨店老闆諮商的過程中領略生命的意義，老闆在閱讀他們投進牛奶箱的信件的過程中，嘗試回應他們面對的種種疑難，包括個人對夢想的追尋、在家庭內承擔的責任、對家人的態度，以及自己就業的抉擇等，其實他們在問問題時，早已有了自己的答案，與其說老闆替他們解憂，不如說他替他們分憂。

《解》在2017年分別被日本及中國內地的編劇改編成兩齣同名的電影，兩部片的創作人不約而同地拿捏了上述著作的核心，以影像呈現多位寫信者的煩擾，他們在現實與夢想之間難以抉擇，在雜貨店諮商服務「復活」時由三位年青人替他們分憂，讓他們在回信內參考這三人的意見，然後作出自以為最佳的抉擇，兩齣電影與原著相似，同樣沒有長篇大論的安慰說話，只有一些感性的人生哲理和祝福，例如：「相信我，即使現在再怎麼痛苦，明天一定會比今天更美好」，「希望妳可以幸福。這是我發自內心的唯一心願」等，電影創作人以這些在原著裡的文字為基礎，構思類似的對白，讓觀眾在觀影時倘若有類似寫信者的經歷，都會感同身受，並幻想有一位老年的回信者為自己分憂。因此，兩齣電影的編劇成功地以影像的形式表達原著的精髓，如果欲在看書前先了解全書的核心，觀賞上述其中一齣電影都是絕佳的選擇。

不過，不論日本或中國內地編劇改編的電影，同樣只抽取原著內的數個故事，並進行「蜻蜓點水」的描述，這使觀眾只能「走馬看花」地知道寫信者面對的問題，對他們的經歷欠缺深刻的了解，遑論能進入他們的內心世界。例如：原著內迷茫的汪汪在現實的職場內遇上種種挫折，歷經人際關係的磨練，對自己的前途以至未來感到不知所措，在別無選擇下，唯有相信雜貨店回信者對未來的多種預測，但兩齣電影的編劇同樣省略了上述挫折和磨練，只描寫她如何對這些回信的內容深信不疑，卻沒有花更多篇幅描寫她在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經歷，這容易使觀眾誤以為她十分天真而思想簡單，但其實她受盡折磨和屈辱後根本難以相信身邊人，只好把希望投放在自己不知道真實與否的陌生人的文字內。因此，如果觀眾欲對電影故事主人翁的一舉一動有更高層次的認識，理應在觀影後看看原著，領略其文字背後的內蘊和深意。

另一方面，日本與國內編劇對原著故事時代背景的處理反映小說與電影進行「對話」時必須顧及受眾自身所處的地域的歷史。原著以1980年代初的日本社會環境為全書主要的時代氛圍，故事主人翁的生活習慣和模式皆以日式為主，日本編劇改編的同名電影當然對此改動不大，予迷茫的汪汪回信的年青人向她說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是日本經濟起飛的時代，勸喻她必須把握自己事業發展的良機，並乘勢攀上事業的頂峰；但國內編劇把同一故事的時代背景改為1990年代初，因為中國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後急速發展，假如她能掌握當時有利的社會環境，必定能在事業上取得空前的成功。由此可見，雖然日本與國內編劇對同一原著進行改編，但在文字轉化為影像的過程中難免被受眾置身的地域的相關歷史影響，如欲領略故事的「原汁原味」，最佳的辦法還是在觀影後看回原著，並藉此深刻地領略整個故事的真諦。